第一篇：西汉故事读后感

故事从秦始皇在会暨巡逻时差点被暗杀，项羽几乎被抓开始讲起……步步惊险。“霸王”项羽和“汉王”刘邦争王到刘邦家族和吕后家族的内斗……激烈沸腾。“霸王“项羽悲壮的死去至吕后残杀忠诚……令人感慨。赵高”指鹿为马“，篡改秦始皇遗召……诡计多端。

其中的人物也各有特点：

秦始皇：虽然文采非常好，会用人才，善用计谋，但是凶狠残忍，不管人民的苦难，还喜好杀人。

秦二世：天性残忍，跟父亲一样，而且尽用计谋，把秦国灭了还想去汉王那里做一番”事业“。

项羽：看着像一个大英雄，其实是一个宰人的屠夫，最终因为凶残才被杀。而且是被”汉王“手下所杀。

韩信：天性斯文，会用兵，善用计，不会用臣。最后竟被自己的手下告死。

刘邦：能用兵，善用计，知忠臣，会安抚民心，而且听取忠臣的建议，也体谅老百姓，所以做上了皇帝。

王莽：王莽一路做到了代理皇帝，直到最后灭了强大的汉朝。就靠着民心，让老百姓都喜欢他的政策虽然他杀了不少忠臣，却也做了许多贡献。是一个充满了矛盾的人物。

《西汉故事》这本书不仅情节多姿多彩，而且人物性格丰富。大家不妨也可以去看一看。

最近我读了校信通推荐的《西汉故事》一书，它从“张良拜师”一直讲到“王莽称帝”。我收获了许多成语典故，并且知道它们的来历。比如：揭竿而起、约法三章、破釜沉舟、明修栈道暗渡陈仓、楚河汉界、指鹿为马、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四面楚歌……极大地丰富了我的历史知识.我觉得书中最精彩的`还是霸王项羽和刘邦争天下的情节。项羽是将门之后，小时候有很好的学习条件。但无论是念书、习剑、还是学兵法，他都是虎头蛇尾，坚持不了几天。从他小时候看，我就觉得他长大后成不了大器。而刘邦却是一个小小的泗水亭长，他为什么能当上皇帝呢?我觉得，第一：刘邦每次打了胜仗，对将士们有封有赏，战士们都愿意跟着他打仗，人人都肯卖力。而项羽嫉贤妒能，打了胜仗既不赏功又不封赏。

第二：刘邦深得民心，处处为百姓着想。他进关中时跟百姓约法三章，深受百姓拥护。而项羽呢?他仗着自己力气大，能打仗，能杀人，认为天下的人都应当听他的。他性情暴躁，凡是对他不满的他就杀，有一次，他残忍地杀了二十万缴械投降的秦兵。攻下城池就杀人如麻，火烧阿房宫……秦国刚灭，项羽马上就成了秦人心中新的暴君。可悲的是项羽在四面楚歌时，还认为是时运不济，一点也没意识到“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

第三：成败的关键在于用人。刘邦不仅能正确地认识自己的优点和劣势还知人善用。运筹帷幄，决胜于千里之外，他不如张良;治理国家，安抚百姓，他不如萧何;率军攻打，战必胜，攻必取，他不如韩信。这三位当世豪杰都能为他所重用。而项羽连他的亚父范増都不能重用，可以说他败在人才上。我想假设项羽拥有张良、萧何、韩信，谁会得天下?谁会失天下?以项羽的性格、气量和见识，这三位豪杰终究还是会跑到刘邦那里的。

培根说过“读史使人明智”。《西汉故事》让我受益匪浅，我明白了：做事要合乎规律，做人要心胸宽广，要博学，要虚心......每个人都要了解自己国家的历史，要多读历史书，做一个真正的、智慧的中国人。

【西汉故事读后感】相关文章：

1.《西汉故事》读后感

2.西汉历史人物故事

3.西汉官员陈万年的故事

4.忆西汉想象作文

5.西汉官员艳事门惊动皇帝的故事

6.西汉丞相匡衡少年勤学的故事

7.西汉时期外交家张骞历史故事

8.悠悠西汉水诗歌

第二篇：西汉故事读后感

西汉故事读后感

（一）读完《王莽称帝》这个故事，《西汉故事》这本书就全部被我看完了。合上书本，脑海里面回响的依然是嘶鸣的战马，杀敌的将士。给我留下印象最深刻的是《张良拜师》和《约法三章》。

《张良拜师》主要讲了张良向一个老人拜师学习本领，老人叫他五日后到桥上去，然后就走了。第五天，张良一早起来就匆匆忙忙洗过脸到桥上去了。谁知道老头儿正生着气，对他说：“小子，怎么还要叫我等着你？五天后再来吧。”又过了五天，张良一听见鸡叫，脸也不洗，就跑到大桥上去了。谁知老人早已道桥上去了。最后一次张良半夜就跑到大桥上了，老人交给他一本书，这本书让张良学到了很多本领。我才明白：做事不能半途而废，要持之以恒，才能有所成就。

《约法三章》主要讲了刘邦与咸阳的老百姓约定了三条律法：第一，杀人要偿命；第二，伤人要抵罪；第三，抢劫盗窃要赔偿。废除秦朝其他的一切严苛法律。饱受秦朝暴政的百姓们奔走相告，欢呼庆幸。大家都能遵守新的法令，生活也正常起来，社会就慢慢地稳定。我觉得任何严酷的法律都不能长久，像商纣王、秦始皇等，要学习刘邦的办法，让百姓真心顺从，社会才能稳定。

读完这本书，历史上的朝代分分合合，久合必分分久必合，中华历史五千年，历史上的名人数不胜数，文人思想是代代流传，老子、孔子、孟子、……，以后我要好好学习历史，学习中国古人的文化和智慧。

西汉故事读后感

（二）最近我读了校信通推荐的《西汉故事》一书，它从“张良拜师”一直讲到“王莽称帝”.我收获了许多成语典故，并且知道它们的来历。比如：揭竿而起、约法三章、破釜沉舟、明修栈道暗渡陈仓、楚河汉界、指鹿为马、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四面楚歌 …… 极大地丰富了我的历史知识.我觉得书中最精彩的还是霸王项羽和刘邦争天下的情节。项羽是将门之后，小时候有很好的学习条件。但无论是念书、习剑、还是学兵法，他都是虎头蛇尾，坚持不了几天。从他小时候看，我就觉得他长大后成不了大器。而刘邦却是一个小小的泗水亭长，他为什么能当上皇帝呢？我觉得，第一：刘邦每次打了胜仗，对将士们有封有赏，战士们都愿意跟着他打仗，人人都肯卖力。而项羽嫉贤妒能，打了胜仗既不赏功又不封赏。

第二：刘邦深得民心，处处为百姓着想。他进关中时跟百姓约法三章，深受百姓拥护。而项羽呢？他仗着自己力气大，能打仗，能杀人，认为天下的人都应当听他的。他性情暴躁，凡是对他不满的他就杀，有一次，他残忍地杀了二十万缴械投降的秦兵。攻下城池就杀人如麻，火烧阿房宫 …… 秦国刚灭 ,项羽马上就成了秦人心中新的暴君。可悲的是项羽在四面楚歌时，还认为是时运不济，一点也没意识到“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第三：成败的关键在于用人。刘邦不仅能正确地认识自己的优点和劣势还知人善用。运筹帷幄，决胜于千里之外，他不如张良;治理国家，安抚百姓，他不如萧何；率军攻打，战必胜，攻必取，他不如韩信。这三位当世豪杰都能为他所重用。而项羽连他的亚父范増都不能重用，可以说他败在人才上。()我想假设项羽拥有张良、萧何、韩信，谁会得天下？谁会失天下？以项羽的性格、气量和见识，这三位豪杰终究还是会跑到刘邦那里的。

培根说过“读史使人明智”.《西汉故事》让我受益匪浅，我明白了：做事要合乎规律，做人要心胸宽广，要博学，要虚心……每个人都要了解自己国家的历史，要多读历史书，做一个真正的、智慧的中国人。

西汉故事读后感

（三）林汉达的这本《西汉故事》改自《史记》，非常精彩，讲述的是西汉时发生的真实历史。我推荐大家去看一看。

故事从秦始皇在会暨巡逻时差点被暗杀，项羽几乎被抓开始讲起 …… 步步惊险。“ 霸王 ” 项羽和 “ 汉王 ” 刘邦争王到刘邦家族和吕后家族的内斗……激烈沸腾。“ 霸王 ” 项羽悲壮的死去至吕后残杀忠诚……令人感慨。赵高 “ 指鹿为马 ” ,篡改秦始皇遗召……诡计多端。

其中的人物也各有特点：

秦始皇：虽然文采非常好，会用人才，善用计谋，但是凶狠残忍，不管人民的苦难，还喜好杀人。秦二世：天性残忍，跟父亲一样，而且尽用计谋，把秦国灭了还想去汉王那里做一番 “ 事业 ”.项羽：看着像一个大英雄，其实是一个宰人的屠夫，最终因为凶残才被杀。而且是被 “ 汉王 ” 手下所杀。韩信：天性斯文，会用兵，善用计，不会用臣。最后竟被自己的手下告死。刘邦：能用兵，善用计，知忠臣，会安抚民心，而且听取忠臣的建议，也体谅老百姓，所以做上了皇帝。王莽：王莽一路做到了代理皇帝，直到最后灭了强大的汉朝。就靠着民心，让老百姓都喜欢他的政策虽然他杀了不少忠臣，却也做了许多贡献。是一个充满了矛盾的人物。

《西汉故事》这本书不仅情节多姿多彩，而且人物性格丰富。大家不妨也可以去看一看。

第三篇：《西汉演义》之读后感

这个暑假，我看了一部书，名字叫做《西汉演义》，我很喜欢这部书，《西汉演义》之读后感。

大意为：公元前二百二十一年，秦始皇并吞六国建立了秦朝。秦始皇死后，二室皇帝胡亥昏庸残暴，人民不堪压迫，纷纷起来反抗，陈胜、吴广首先发难，六国的贵族也纷纷趁机起兵，展开了推翻秦朝的大战争，秦朝灭亡了以后，各部起义军互相吞并，最后只留下了刘邦和项羽两部，经过了五年的苦战刘邦终于击败项羽，建立了西汉帝国。

其中我最喜欢的就是刘邦了。虽然他小的时候无所事事、好吃懒做、不学无术、游手好闲，但是长大后却是一名君子，建立了西汉帝国。

书中说：刘邦之所以改变，这是因为他的哥哥的妻子，教训了刘邦，这才改变了他。从此，刘邦便精通兵书，在镇上、府上也已经是小有名气的人物了。

而项羽从小便常常半途而废，但雄心不可小觑，长大以后，是一名英雄，有匹夫之勇，力大无穷，可惜他太骄傲自大，太不重视人民了，最终导致了项羽的失败与身亡，读后感《《西汉演义》之读后感》。

我觉得刘邦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榜样，虽然他小的时候不是非常的好，但长大后刻苦精神很值得我们学习；而项羽的骄傲自大是我们一定要杜绝的，但是他也有可取之处，比如有匹夫之勇等等，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看完这本书我发现每个人身上都有长处需要我们来学习，所以我要取他人的长处，补自己的短处，学习他人的长处，改掉自己的坏习惯，做一个人见人爱的好孩子。

第四篇：西汉文学研究

西汉文学研究

摘要：西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盛世，而这一时期文学领域里的一个突出现象就是“士不遇”文学主题的凸显。由于“不遇”文士身份的不同，其作品中表现出来的“不遇”之情绪也有差别。西汉“士不遇”文学主题的突出，既与大一统的封建专制制度的确立从而引起的士的地位变化有关，也与士人有着强烈的干预现实的意识和中国文学中的“风雅”精神有关。

关键词：西汉；士不遇；主题；风雅

“士不遇”是中国古典文学中比较常见的一大主题。自从屈原《离骚》、宋玉《九辩》以来，在绵延的文学历史长河中，此类作品可以说是代不乏作，历久不衰，并且涉及到诸如赋、散文、诗歌、词乃至小说等各种文学体裁。统观文学史，我们不难发现这样一种现象：西汉时期以“士不遇”为主题的文学作品特别多，十分引人注目。西汉作为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强盛之世，却产生了如此多的“士不遇”作品，这似乎是一个悖论。下面我们试就这一问题加以简要分析和探讨。

一、西汉“士不遇”主题文学作品鸟瞰

西汉时期，去战国未远，屈原“信而见疑，忠而被谤”，最终自沉汨罗江以明志的悲剧性命运，很容易引起西汉士人的同情与联想，因而汉代的“士不遇”文学作品往往是从吊屈原开始的。贾谊的《吊屈原赋》是汉代最早的凭吊屈原的文学作品。贾谊少年得志，受到文帝的赏识，擢为太中大夫，但因受到灌婴、周勃等人的谄害，被贬为长沙王太傅。贾谊路过湘江时，很自然地想到了与自己有着相似遭遇的屈原，便创作了此赋。在赋中，贾谊对屈原的遭遇扼腕叹息，惺惺相惜之情溢于言表：“鸾凤伏窜兮，鸱枭翱翔。阘茸尊显兮，谗谀得志。圣贤逆曳兮，方正倒植。”“彼寻常之污渎兮，岂能容吞舟之鱼；横江湖之鳣鲸兮，固将制于蝼蚁。”极其强烈地抒发了志士不遇的悲愤，谴责了黑白颠倒、小人得志、俊才遭弃的社会现实。这篇赋名为吊屈原，实则自吊。在贾谊《吊屈原赋》的影响下，西汉文人纷纷以凭吊屈原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士不遇”的情怀或对“士不遇”这种社会现实的认识与理解，如东方朔的《七谏》、王褒的《九怀》、刘向的《九叹》以及扬雄的《反离骚》等等。东方朔在《七谏》中对屈原的遭遇深表同情，但对于屈原选择以死来抗争的方式并不认同。篇中曾提到“怀计谋而不见用兮，岩穴处而隐藏”，“经浊世而不得志兮，愿侧身岩穴而托”，这就表明东方朔思想中有着较为浓重的归隐意识。无独有偶，扬雄《反离骚》篇末云：“昔仲尼之去鲁兮，婓婓迟迟而周迈。终回复于旧都兮，何必湘渊与涛濑。溷渔父之餔歠兮，洁沐浴之振衣。弃由聃之所珍兮，蹠彭咸之所遗。”同样对屈原自杀明志的行为颇有微词。在汉初，黄老思想大盛，即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道家思想并未销声匿迹，仍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西汉士人。因此西汉士人除了受到孔子“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的思想影响之外，又都不同程度地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

还有一些作品，是通过直抒胸臆的方式来表现“士不遇”这一主题的，作者的愤懑之情充斥其间，使作品具有很强的感染力。董仲舒的《士不遇赋》是汉代这类作品的肇始。此赋大约作于作者晚年居家之时，赋中的“不出户庭，庶无过矣”正是其待家避罪的心灵写照。汉武帝时，董仲舒与公孙弘同治《公羊春秋》，公孙弘的学问不如董仲舒，但由于善于奉承，而至公卿之位。董仲舒心里不服，认为他是阿谀得宠，公孙弘怀恨在心，建议汉武帝使其相胶西王，妄图借胶西王之手加害董仲舒。虽然胶西王善待董仲舒，但董仲舒恐时久获罪，便称病辞官，居家至死。董仲舒在此赋的开始，“首先高扬了‘士’之独立存在的价值”[1]，认为“士”之所以“不遇”，是因为既“生不丁三代之盛隆兮，而丁三季之末俗”，又不“屈意从人”，此后对黑白混淆、世道幽昧的社会现实作了批判。鲁迅先生曾评价此赋说：“虽为纯粹儒者之言，而牢愁狷狭之意尽矣。”[2]在中国文学史上，董仲舒的《士不遇赋》是第一次以“士不遇”为题目，并把它作为独立的重要主题来论述的文学作品，尽管其文学价值不算很高，但有着特殊的意义。在这篇赋的直接影响下，司马迁创作了《悲士不遇赋》。这篇赋并“没有对‘个人’的不遇表示什么悲切的看法，只是对‘士不遇’类于概念化的表述”[3]。而司马迁直接表达自己的愤懑不平之气与不遇情怀的则是其《报任安书》。在这封给任安的信中，司马迁声泪俱下地叙述了自己忠而获罪以至遭宫刑的悲惨遭遇，以及无法“推贤进士”以尽职责的尴尬处境。

此外，汉代还有一些“士不遇”主题作品是通过主客对答的方式来表现的，如东方朔的《答客难》、扬雄的《解嘲》等。《答客难》中，客人向东方朔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何战国时期的张仪、苏秦之流，凭借自己的纵横之术而践将相之位，而东方先生学富五车，却“官不过侍郎，位不过执戟”？东方朔以时迁事异来回答：战国时期，各国诸侯为了生存与壮大而礼贤下士；现如今，“天下平均，合为一家，动发举事犹运之掌”，“天下无害，虽有圣人无所施才；上下和同，虽有贤者无所立功”。由以上观之，在西汉盛世的文学作品中，抒发怀才不遇之感与不平之气并非个别现象，从而导致了这一时期“士不遇”文学主题的凸显。“这充分说明悲士不遇已成为西汉文士对自身社会存在的一种普遍的否定性情感体验。反映了‘盛世’对人的压抑情况。”[3]

二、汉代“不遇”文士的身份探析

东汉班固曾在《两都赋序》中说：

故言语侍从之士，若司马相如、吾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日月献纳；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宽、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刘德、太子太傅萧望之等，时时间作。（《文选》卷一）

由此可见，在班固看来，西汉擅长文章的作家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文学侍从之士，另一类是公卿大夫。这两类人都创作过“士不遇”的作品，而这一文学现象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西汉以经术取士，很多通一经或数经的士人地位显赫。“如公孙弘习文法吏事，缘饰以儒术，为汉武丞相。倪宽为廷尉奏谳掾，以古法义决疑狱，遂见重。以议封禅贡谀，为汉武御史大夫。张汤为廷尉，决大狱，欲傅古义，乃请博士弟子治《尚书》《春秋》，补廷尉史，平亭疑法。武帝又使董仲舒弟子吕步舒，治淮南狱，以《春秋》断于外，不报，天子皆以为是。”[5]精通经学者，都被统治者视为栋梁之材，并给予一定的职位以尽其材，但宦海**险恶，总有些人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得到重用。这些未得到重用的公卿大夫所写的这类“士不遇”作品，有着浓烈的愤懑之气。像董仲舒的《士不遇赋》、司马迁的《报任安书》，主要宣泄的就是那种无法施展自我才华的抑郁不平之气和对于小人得志的愤慨。因为他们有经天纬地之材，也有大施宏图的心志，但总是受到别人的排挤与陷害，于是只能“不平则鸣”，通过文章来宣泄自己的不平之气。然而对于东方朔、王褒等这些侍从之士来说，他们在统治者眼中只是视如俳倡。他们被“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司马迁《报任安书》），在皇帝身边，只供“诙啁而已”。时人称东方朔“口谐倡辩”、“应谐以优”（《汉书》卷65《东方朔传》）。枚皋“不通经术，诙笑类俳倡，为赋颂，好嫚戏，以故得緤黩贵幸”，自言“为赋乃俳，见视如倡”（《汉书》卷51《枚皋传》）；又《汉书》卷64上《严助传》称“相如常称疾避事，朔、皋不根持论，上颇俳优畜之”。在汉代帝王中，大约数汉宣帝对辞赋的评价最高。他不仅视辞赋为娱乐的工具，还认为“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既有“仁义讽谕”的作用，又能帮助人增长有关“鸟兽虫鱼”等博物的知识（《汉书·王褒传》）。尽管如此，当有人批评汉宣帝爱好辞赋时，汉宣帝称赋家“贤于倡优博弈远矣”，实质上他看待赋家依然等同倡优。因而西汉那些不通经术的文学之士，在政治上毫无前途可言，根本没有一展“治平”宏图的机会，而他们对此也有清醒的认识。这些人所创作的“士不遇”作品，抒发的是“时不我遇”的无奈之情，而不是遭受别人排挤与陷害的愤懑之情。

三、“士不遇”文学主题凸显的文化成因 西汉作为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盛世，在文学领域“士不遇”主题却如此明显，这有其深刻的文化背景。它既与封建专制制度确立、皇权膨胀从而引起的士的地位变化有关，也与文人以儒家思想为指导，大多有着强烈的参与意识有关。

西周时期，“士”是封建宗法等级制度中最低的一个等级。进入战国以后，在礼崩乐坏的社会大变局中，西周以来严格的等级制度逐渐被打破。作为介于贵族与庶人之间的士阶层，便成了庶人上升与贵族下降的中间地带，因而士集团不断扩大。并且在等级制度崩坏和社会动荡的情况下，士人所拥有的知识与职守分离，从而使士阶层从统治集团中脱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阶层——智能阶层。士阶层作为智能阶层崛起之后，便形成了与以各国诸侯为代表的权势阶层相对立的政治局面。智能阶层代表着道统，而权势阶层把持着政统。智能阶层以自己的思想为思想，以自己的立场为立场，从“道”不从君，自觉地把道统凌驾于政统之上；而权势阶层也需要道统的支持来加强其权力的合法性。因此，“战国时期的知识阶层自重有加，争取和王侯之间保持一种师友而不是君臣的关系”。如从《史记·魏世家》所记载的田子方与文候太子击的对话，就可以见出当时主与客是一种比较民主的关系。太子击在朝歌遇到魏文候的老师，引车回避并下车拜见，而田子方却不以适当的礼节应对。太子感到不高兴，便问：“富贵者骄人乎？且贫贱者骄人乎？”田子方答道：“亦贫贱者骄人耳。夫诸侯而骄人则失其国，大夫而骄人则失其家。贫贱者，行不合，言不用，则去之楚、越，若脱履然，奈何其同之哉？”类似的例子在战国时期可以说不胜枚举，如《淮南子·修务训》、《吕氏春秋·期贤》中记载的魏文候过段干木闾，未尝不轼，以及《战国策·齐策四》所记载的齐宣王与颜斶的辩论等等。由此可以看出，战国士人在直面世君时，有相当的主体性，敢于与其争辩。当自己的政治理想在一国不能实现时，士人便另投他国。“合则留，不合则去”，“士无常君，国无定臣”，此时的士人不存在遇不遇的问题，此处不遇可以遇于彼处。当然，士人这种主体选择的自由并不是绝对的，士人要想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必须依靠某一位“知己明君”。因而，“先秦的知识分子对现实政治和现实政权已有相当的依附性，正是这种依附性，对他们的人格气质、文化心理及精神生产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力”[7]。由于这种依附性，孟子理想中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的大丈夫在现实中几乎不可能存在。随着封建专制统治的加强，士人对政权的依附性逐渐增强，甚至产生了某种奴性。

士阶层的黄金时代——战国逝去之后，随着秦汉中央专制制度的建立，皇权的膨胀，士人阶层所受到的束缚日益加重，尽管在汉初的一段时间内，诸侯王拥城自治，罗致人才，形成了士人自由流动的社会环境，当时的文士司马相如、枚皋等都有客游诸侯国的经历。汉景帝削平七国之乱后，藩国势力大大削弱，尤其是汉武帝采取种种措施加强中央专制，大一统形态逐步强化。汉武帝也注意招徕各诸侯国的士人为己所用，司马相如等人逐渐聚集到皇帝身边。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士人无论是出于生存的需要还是为实现对现实的干预，只能入仕为中央朝廷服务，除此之外别无选择，因而先秦士人已具有的对王权的依附性，在此时空前加强。原来的主客或师友关系变为纯粹的君臣关系，皇帝高高在上，而臣下只能匍匐在君威之下，几乎没有什么话语权力。司马迁只因为李陵说了几句公道话，便不得不面临遭受宫刑的惩罚。在这种情势下，汉代士人对专制政治普遍感到一种压力，汉文帝时贾山《至言》中说：“雷霆之所击，无不摧断者；万钧之所在，无不靡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势重非特万钧也。”君对臣“绥之则安，动之则苦；尊之则为将，卑之则为虏；抗之则在青云之上，抑之则在深渊之下；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东方朔《答客难》）惶恐隐忍，便成为西汉士人普遍的情感心理状态。西汉文士对战国士人优游于诸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