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当前国际形势的变化与我国外交面临的新挑战

当前国际形势的新变化与我国外交面临的新挑战

当今世界正处在一个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在继续深入发展。全球金融危机给世界带来深刻影响，后危机时代的世界经济仍在调整中震荡，世界经济格局呈现出新的变化；国际力量对比出现新态势，各种力量的较量和互动更加突出；快速崛起的中国日益成为影响世界的重要因素，我国与世界的关系出现空前密切的融合与互动。

在此情况下，国际形势的变化动向，以及我国国际处境的好坏，对我国正致力的全面深化改革和现代化建设，无疑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及时了解和认清国际形势发展给我们带来的机遇和挑战，能使我们更好审视判断我国当前面临的整体环境，更好地理解我国加快改革调整的总体方针政策。

（一）当前国际形势的新变化

中国周边国际关系首先从近期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看起：韩美军演，钓鱼岛事件。11月29日，韩美联合军演进入第二天，两国出动舰载机等武器进行了高强度战术训练。美国航母参加演习并派出了“乔治•华盛顿”号核动力航母、J-STARS监视机、9600吨级巡洋舰和9750吨级驱逐舰参加当天的演习但是韩国取消了定于30日在延坪岛举行的实弹射击演习。朝鲜媒体当天发表评论，称美韩联合军演是“新挑衅”。中国周边环境复杂而多变，正如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24日在莫斯科与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举行会晤时，在谈到朝鲜半岛局势时所说，当前面对严峻复杂形势，有关各方应保持最大限度克制，国际社会也应多做有利于缓和紧张局势的工作。他和梅德韦杰夫都表示，应尽快重启六方会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24日表示，中方高度关注有关事件，对事态发展感到忧虑。而转眼关注与中国息息相关的钓鱼岛事件：每当中国渔政船出现在钓鱼岛海域，几乎都会引发日本政府以及媒体的强烈关注。日本的电视台多次播放了中国渔政船巡航钓鱼岛时的画面，并且都强调了“中国渔政船的先进性”。日本《读卖新闻》还观察到了渔政310船上装备的武器，并认为“军用帐篷”包裹下的是“重型武器”。由此看出日本想成为正常的国家，就是可以正常参与国际军事行动拥有自己的合法军队，目前日本由于是战败国，自己的宪法规定日本只能拥有自卫队，就是只能是被动防守的军队，但是随着国家的实力增强日本日渐希望可以

成为“正常的国家”，日美同盟是日本外交的基石，但是由于不同的国家领导有着不同的经历和认识，所以不同的日本首相会采取不同的对华政策和态度。日本和中国有领土纠纷和俄罗斯韩国也都有，而且相对而言和韩国俄罗斯的貌似更难以解决，所以日本的对华政策应该是在美日同盟的基础上发展对华友好关系。韩国和日本一样把与美国的同盟关系作为外交政策的基石，但是由于历史上中国和朝鲜半岛有着长久的裙带关系，所以韩国对中国比日本要更有亲近感。韩国前首相卢武铉曾提出希望韩国可以成为各大国发展关系的纽带，尤其是中美之间。但是由于韩国这身的影响有限，所以最终没有向着卢武铉的理想方向发展。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以及地区力量的急剧变化，中国周边地区形势将继续处于快速变化之中，各种不确定和不稳定因素将时有显现，并对中国安全提出复杂的新挑战。但是，和平与繁荣仍将是亚太各国共同的愿望。亚太安全形势的急剧变化不会根本扭转中国周边安全环境近一二十年保持相对稳定的发展势头。

一、大国关系的相对平稳发展是中国周边继续保持缓和的基础中国周边地区是大国利益交汇之地，中、美、俄、日、印对地区总体形势发展影响举足轻重。尽管上述国家关系有密有疏，但在全球化背景下彼此利益相互交织，在竞争中力求保持合作，避免迎头相撞。美国虽视中国为主要潜在对手，并采取措施对中国防范遏制，但双方在反恐、朝核、维持台海稳定及经贸合作领域存在共同利益，美国对中国仍采取两面下注的政策，并不希望与中国发生对抗。美日同盟针对中国的一面虽有加强，但彼此亦心存防范：美借日制华，却不希望中日交恶而不可收拾；日傍美制华，并不甘心为美火中取栗。遭受美国战略挤压的俄罗斯，在国力未得到全面恢复前，仍将是中国主要战略伙伴，中俄关系有望继续稳固发展。印美关系虽发展迅速，但印度不会全面倒向美国，沦为美遏制中国的棋子。在可预见的未来，只要自身策略得当，中国不会成为大国矛盾的焦点，在大国外交中仍有充分的回旋空间。

二、地区热点发生热战的可能性较低中国周边地区存在印巴矛盾、朝鲜半岛、台湾海峡以及东海、南海岛屿争端等问题。由于印巴关系持续缓和、美国更多介入南亚事务以及印巴相互核威慑，南亚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可能性降低。朝鲜半岛形势因朝鲜拥核而面临新的复杂性。但由于中、韩、俄强烈反对武力解决朝核问题，加之美国受困中东，无暇东顾，因此，从近期看，美国军事打击朝

鲜的可能性基本可以排除。从长远看，朝核问题仍可能出现轮番升级，但各方均会努力控制升级的势头，避免出现战争。在东海、南海岛屿权益问题上，由于中国与日本及南海国家一直保持着密切磋商，各方都希望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因岛屿问题引发个别意外冲突虽不能完全排除，但演变为大规模武装冲突的可能性不大。今后一段时期, 台海形势仍处在风险较高、不确定因素增多的时期。渐成“跛脚”的陈水扁正加紧通过推进所谓“宪改”，搞“台湾法理独立”，不排除陈水扁进一步铤而走险的可能。2007年的台湾“立法委员”选举和2008 年台湾“大选”使岛内局势发展充满变数。但只要美国坚持维持台海现状政策，中国大陆及岛上反“台独”力量仍有能力遏制“台独”的冒险举动。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中国新一届中央政府奉行的内政外交的核心理念是：对外谋求和平，对内谋求和谐，对台海局势谋求和解。[1] 这种理念指导下的内外政策，将有助于保持台海地区的稳定。

三、非传统安全问题将成为地区安全合作的催化剂

中国周边地区存在的非传统安全挑战将长期存在，某些挑战在一定时期内可能成为特定国家的主要安全威胁。随着国际社会及地区国家对非传统安全问题的重视，地区国家特别是主要大国将把应对非传统安全挑战视为增进合作、扩大影“9·11”事件后，响的渠道和机会，积极探索并推动在多种框架、多领域开展合作。防扩散、打击恐怖主义成为中美关系不断改善和加强的重要推动因素。印度洋海啸和南亚大地震发生后，各主要国家充分利用救援外交，拉近与受灾国的距离，为进一步发展和巩固双边关系奠定基础。在“10+3”机制的带动下，东亚各国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正不断加强。2002 年11 月，中国与东盟领导人签署了《中国与东盟关于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联合宣言》。作为落实《联合宣言》的后续行动，2004年1月双方又签署了《中国与东盟关于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制定了中长期合作规划，在反恐、非法移民、禁毒、执法、刑侦等领域开展了更加有效的合作。在中国倡议下，首届东盟与中日韩打击跨国犯罪部长级会议2004年1月在曼谷举行。会议通过了《首次东盟与中日韩打击跨国犯罪部长级会议联合公报》，表示东盟与中日韩三国决心在打击跨国犯罪领域加强合作，支持建立“东盟安全共同体” 的目标。上海合作组织把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作为首要任务，近年来还逐步加强合作打击中亚地区日益严重的毒品走私活动，把遏制和铲除毒品走私纳入反恐合作的框架之中。种种事实表明，非

传统安全问题已成为区域安全对话与合作的主要议题，并将成为改善地区国家关系的润滑剂和加强安全互信的纽带。

随着9．11世贸大厦的轰然倒塌，人们逐步认识到恐怖主义对人类社会的巨大威胁。9.11以后，以美国为主的各国开始把反恐列为头等大事。

所谓的恐怖主义，就是危害人类和平与发展的一切行动。恐怖分子利用各种恐怖手段，打碎人类和平的梦想，给人类发展带来巨大的危害。所以，我认为利用反恐来使人类回归和平，是十分必要的。

恐怖主义也有类别，像东突这种恐怖分子，端着苏联的AK抢，用着中华的火药，忘记几十年前把他们从奴吏主手中救出的中国政府，反过头来要建立伊斯兰世界，疯狂的从事恐怖和分裂活动，危害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破坏了和平。对这种恐怖分子，应该毫不手软的予以坚决消灭。

然而，反恐不是一味的用贫铀弹和阿帕奇直升机来进行的，反恐不是复仇，以暴易暴的方式是绝对错误的。阿富汗战争中，美军用价值上百万美元的导弹精确的打中了帐蓬，也打中了屋顶有明显红十字标记的的国际红十字会大楼。美军玩电子游戏般的屠杀了比世贸大厦倒塌时死得多的多的阿富汗民众，不仅没捉到拉登，反而在阿富汗人民心中播下了仇恨的种子；即使美军伊战成功的捉到了萨达姆，但伊战后阿拉伯世界中反美氛围更浓烈，据调查，伊战后基地分子联合萨达姆残余部众，利用人们的反美情绪，取得了进一步的发展；以色列凭借军事上的绝对优势，一次又一次的“定点清除”，反而招来越来越多的人体炸弹。。更有甚者，一些国家打着反恐的幌子，利用它国无辜百姓的生命来实现自己其它方面的欲望。这哪是反恐！这分明是批着羊皮的恐怖行动！

所谓的“邪恶轴心”的朝鲜在与各国顶牛中不关闭对话大门，正是它内心和平欲望的表现。如果把贫铀弹换成人道主义援助，把阿帕奇直升机换成先进科学技术的传授，那么我相信，恐怖主义一定会逐步绝迹。朝鲜一而再，再而三的冒险搞核弹，要求的不过是美国地一纸承诺书，美日韩的援助一到，朝鲜马上表现出和平的姿态；巴勒斯坦对路线图的态度足够积极，如果不是以色列一手毁掉它，相信中东的局势比现在好得多。反恐的目地就是和平，以和平的方式达到和平的目地，何乐而不为？

反恐必须追根索源，对那些极个别的顽固极端恐怖分子进行坚决打击的同

时，更多的要用一颗和平友爱的心去帮助那些迫不得已的恐怖分子，平等的尊重各民族和各国的人权，实现民族和宗教的共同发展和和平共处，才可以彻底的消除恐怖主义，达到和平的最终目地。

（二）中国外交面临的新挑战

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国际经济复苏和调整的基本态势；国际力量对比变化和大国关系继续调整推进的国际体系变革；当前国际安全存在的主要问题；加速变化的中国国际地位和我国外交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2010年是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开始，国际社会进一步把目光投向中国，视中国崛起为本世纪最重大的全球性事件。中国成功抵御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量进一步上升。今年中国经济总量已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金灿荣：08年奥运体现了中国社会的动员力和民族凝聚力，09年阅兵向外展示了中国的军事实力，2010年上海世博会体现了中国科技创新的能力。）伴随中国经济实力的壮大，中国的外交自信心不断提升，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明显增强。

但是，随着中国地位和影响的迅速增大，各种外部阻力与压力也随之增加：一方面，不少国家和外部力量对中国的快速发展产生不适应感，“中国威胁论”、“中国强硬论”、“中国傲慢论”不断出现。一些大国更对我产生明显的战略敌意，使我国面临更多的麻烦和事端。今年年初以来，美国在涉及我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接连发难，谷歌事件、美对台军售、西藏问题、贸易纷争和压人民币升值及南海军事问题。此轮中美关系的紧张，除了美国国内急于摆脱经济困境和中期选举的政治压力因素外，担心中国实力增强后会挑战美国的霸权是一个重要原因。美国朝野普遍认为，中国正变得“自大傲慢”，我国维护海洋权益的举措，被美国视为与美争夺亚太主导权，对美国在亚太的利益构成了威胁。美国国内一些智库的重量级人物公开主张，重新审视美国的对华政策，这是需要我们警惕的。

中国成长产生的大国崛起效应也引起一些周边国家的疑虑和防范心态，增加了我们维护周边环境稳定的难度。我国周边环境复杂，邻国众多，又存在大量历史遗留的领土及边界划分争端。出现任何纷争，不仅当事国陷入麻烦，也为外部力量介入提供了机会。近年来中国在周边地区的一些维权活动，如中国渔政船在南中国海巡航、护渔、伸张主权，以及中国海军舰队在冲绳附近海域演习等，就引起周边国家的严重焦虑。一些周边国家为缓解中国实力上升的压力，希望美国在地区事务中发挥“平衡者”作用。菲律宾等国一直希望美国介入南中国海的争端。一旦外部大国介入，极易造成我周边安全形势的恶化。近期南海主权争端表面化和复杂化，美国的介入便是重要原因。（近两年，随着对中国护海行动疑虑的加重，美国一方面向中国施压，指责中国在南海问题处理上，妨碍了海上贸易的开展，违背了国际海洋法，另一方面，加快重返南海地区的部署。不仅以“维护南海航行自由”为借口，增加在该地区的投入，频繁派遣军舰在南海活动；还通过军售、联合军演来提升与部分国家的军事合作。今年8月，美国就与越南在南海进行了海上联合军事演习。）近年我国已经面临日益严峻的领海权益维护的考验。象南沙群岛，钓鱼岛及东海大陆架划界和东海油气开发等问题上，与越南、日本等国的争端都呈现加剧之势。

另一方面，随着国际上对中国关注和重视的增加，对我国的期待也大大上升。国际舆论要求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这使我国面临履行大国义务的压力明显加大。（如对巴援助问题；气候问题解决上要求中国承担过重的责任）尽管承担更多国际责任有利于我国发挥更大的国际影响，可以增加我国的战略份量。但是，以我国现有的能力履行过度的国际责任，将影响到我国自身的长期发展。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我们必须平衡好自己的国家实力与承担国际义务的能力。

中国确实站到这样新的历史起点上，面临这样非常复杂的外交局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提出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中国通过三十年改革开放，跟世界关系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中国已经形成了全方位对外开放的经济社会体系，你跟世界的前途和命运紧密相连的情况下，你还是思考问题、处理事情，眼睛就盯着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范畴之内是远远不够了，必须有一个全球的大视野、一个世界的眼光来看待。

第二篇：当前国际形势的新变化与我国外交面临的新挑战教案

当前国际形势的新变化与我国外交面临的新挑战

教学目标：

通过教学让学生了解经历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国际经济与政治的大变革和大调整，认识中国国际地位及外部国际环境所发生的新变化，理解世界形势的发展动向以及给我国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教学重点：

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国际经济复苏和调整的基本态势；国际力量对比变化和大国关系继续调整推进的国际体系变革；当前国际安全存在的主要问题；加速变化的中国国际地位和我国外交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思考问题：

1．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国际经济复苏和调整的基本态势？

2．当前国际力量对比的基本变化和大国关系调整的动向？ 3．当前国际安全存在的主要问题？

4．中国国际地位的新变化和我国外交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教学要点：

当今世界正处在一个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在继续深入发展。全球金融危机给世界带来深刻影响，后危机时代的世界经济仍在调整中震荡，世界经济格局呈现出新的变化；国际力量对比出现新态势，各种力量的较量和互动更加突出；快速崛起的中国日益成为影响世界的重要因素，我国与世界的关系出现空前密切的融合与互动。

在此情况下，国际形势的变化动向，以及我国国际处境的好坏，对我国正致力的全面深化改革和现代化建设，无疑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及时了解和认清国际形势发展给我们带来的机遇和挑战，能使我们更好审视判断我国当前面临的整体环境，更好地理解我国加快改革调整的总体方针政策。

一、世界经济温和复苏，深层次结构性问题未根本解决 今年以来，世界经济保持温和复苏势头，总体上走出了国际金融危机的阴影。07年发源于美国的次贷危机，在全球化浪潮下，迅速波及全球，引发了自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全球性金融危机。全球主要经济体美、欧、日以及新兴经济体相继陷入衰退，世界经济增长明显减速。面对危机，全球各主要经济体联手应对，包含了主要发达国家和重要发展中大国的20国集团(G20)取代原有的八国集团，成为世界经济协调的重要组织。20国集团先后召开了3次首脑峰会，达成共同制定刺激世界经济增长的行动计划。在全球的联合干预和在力度空前的经济刺激措施作用下，09年世界经济从急跌

到企稳回升，开始由衰退走向复苏。美、欧、日等经济体逐步走出衰退，出现复苏。新兴经济体也较快实现复苏和平稳增长。2010上半年，世界经济全面复苏势头进一步明显，主要工业国家从第一季度开始均出现了正增长。目前，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经济恢复情况都好于预期。

但世界经济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仍然存在，世界经济的发展走上正轨还面临许多严峻挑战：

一是世界经济复苏很不均衡。中国、巴西、印度、俄罗斯等新兴经济体增长强劲，中国经济增长今年预计达10%；而主要发达国家中，美国虽然保持了复苏势头，但近10%的失业率居高不下；日本在中国等新兴市场需求的拉动下，出口增长，推动了经济复苏，但其财政赤字高企，债务规模接近GDP的200%；欧元区经济总体上保持上行态势，但受到希腊等多国主权债务危机的拖累，经济复苏和调整举步维艰。总的看来，发达经济体普遍面临后危机时期的结构调整，很难快速实现稳定的增长。由于发达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和份量，其经济恢复状况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整个世界经济的恢复。

二是世界经济复苏基础仍较脆弱。其一，发达国家普遍面临高财政赤字风险，这可能成为影响世界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因素。目前从欧洲到美国，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都呈现加剧的状况，一旦主权债务危机爆发，金融市场将大幅震荡，拖累经济的恢复性增长。去年以来相继发生的冰岛、西班牙、希腊和迪拜债务危机，就对世界经济的恢复带来很大冲击。（希腊债务危机： 09年10月希腊政府突然宣布，政府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将分别达到12.7%和113%，远超欧盟对其成员规定的3%和60%的上限。鉴于希腊政府财政状况显著恶化，全球信用评级机构相继调低希腊主权信用评级，引发希腊债务危机。迪拜债务危机： 09年11月，迪拜财政部宣布，由政府持有的迪拜世界公司及旗下的房地产分支棕榈岛集团将推迟偿付数十亿美元的债务，以便进行债务重组。据《纽约时报》估算，迪拜世界公司的对外债务高达590亿美元，占迪拜总债务的74%。被此次迪拜债务危机深套其中的债权人包括汇丰控股、苏格兰皇家银行等全球多家知名大银行。）不仅如此，作为危机源头的美国金融业，其盈利前景仍存在很大变数。如身陷“欺诈门”的华尔街金融巨头高盛集团，在今年4月16日被美证券交易委员会指控涉嫌在销售次级抵押贷款支持类证券的金融衍生品时存在欺诈行为。消息传出，由于高盛集团将面临司法调查，其声誉损失对业务产生的影响难以估计，引发全球金融市场不同程度动荡。其二，主要发达国家的失业率高企。09年以来，全球经济的复苏主要是政策刺激的结果，是“无就业增长”的复苏。目前美国和欧元区失业率都达10%的较高水平。这已经成为目前美欧政府焦虑不已的一大问题。就业状况的暗淡，将直接打击人们的消费信心，发达经济体缺少国内消费的拉动，经济恢复的基础很不牢固。其三，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当前国际上形形色色的贸易保护主义明显抬头，一些主要国家不断出台各种贸易保护措施。不断加剧的贸易保护主义严重影响着外需的复苏，使中国这类的出口大国深受其害。09年以来，数十个国家对中国产品发起贸易调查和起诉，美

国等国又不断逼压人民币汇率升值。目前各国政府正在计划或准备实施的贸易保护措施超过半数都是针对中国的。此外，国际主要股市、大宗商品价格震荡，也给世界经济复苏带来不确定性。由于为应对危机采取刺激性经济政策，各国政府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规模扩大，使潜在的通胀风险日益积累，去年以来，印度、越南等新兴经济体相继出现粮食价格大涨、通货膨胀严峻的问题。（贸易条件的恶化和全球性通胀的隐忧，已成为明显制约我国经济增长的因素。尤其是一些大宗资源性产品价格的上涨，对国际能源和原材料需求甚大的中国经济将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

发达国家的巨额主权债务或财政赤字、就业市场不振，新兴国家的通胀压力等问题，都反映了刺激经济政策的后遗症正在显现，世界经济复苏的基础尚不稳固。

三是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方兴未艾，但引发危机的结构性问题仍未得到根本解决。全球性经济危机的爆发，说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乃大势所趋，构建国际金融新秩序至关重要。危机后，主要国家和集团相继召开峰会，就国际金融机构改革和金融监管达成广泛共识。由于当今两大国际金融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源于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会议，反映的是当时以欧美为主导的世界经济格局。数十年过去了，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分量越来越重，提高发展中国家在两大机构中的发言权势在必行。在匹兹堡金融峰会上，与会国代表一致同意将基金组织和世行份额向发展中国家分别转移5％和3％。在今年4月的基金组织和世行会议上，也决定发达国

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3.13个百分点的投票权重。世行这一改革进展，使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投票权整体超过47%。

但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远未取得令人满意的实质性进展。由于其涉及到改革成本的分担和传统主导大国的既得利益，如美元国际地位、国际金融救援，发展中国家权利与责任的不匹配等问题，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严重分歧。（虽然各方都认为需要改革，但改革的意愿在各国之间明显不同。发达国家作为既得利益者，对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意愿相对要小；而多数发展中国家希望通过改革来增加发言权，改变自己的不利地位，改革意愿更为强烈。同在发达国家之间，欧洲国家更强调进行国际金融体系改革，而美国则多有保留，不愿放弃其在该领域的权势。）问题还在于，随着国际金融危机逐步缓解，一些发达国家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意愿在减弱。

四是各国需要加紧调整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在新的世界经济条件下，高消耗、高污染的传统工业化道路越来越难以为继，低碳经济、绿色经济成为重要发展方向，各国经济结构都面临大的调整。与此同时，全球产业转移和国际分工更趋深化，推动各国加快以科技创新来带动产业的升级。而不同经济体都面临如何处理好自身的调整问题：发达国家力图在更高起点上实现“再工业化”，即重振制造业（经历金融危机打击后，美、英等发达国家意识到，其经济过度依赖服务业，靠消费拉动经济存在的问题，欲通过重振制造业来实现经济的再平衡，切实解决就业问题和扩大内需）；新兴经济体则需要努力增强自身的发展后劲。但经济的调整和增长方式的转变是一个艰难甚至痛苦 的过程，目前欧洲高福利国家的经济调整就面临强大阻力，欧美国家的失业率仍然居高不下，不少国家还出现了社会动荡，英、法等国都接连发生大规模罢工抗议活动。

二、力量对比变化推动着国际体系的演变，大国关系的调整更显复杂

经过国际金融海啸的冲击，国际力量板块正在发生新的变化。美国等一些发达国家地位下滑，中国、印度、巴西等一批新兴国家加速兴起，新旧力量的相互挤压，推动大国关系的调整呈现更加复杂的态势。

（一）国际力量对比进一步消长变化，新兴大国整体崛起势头强劲。美国继续受金融危机和伊阿反恐战争拖累，软、硬实力都明显受挫。据统计，自9·11事件以来，美国用于反恐战争的费用已超过1万亿美元。美国近期虽然从伊拉克实现撤军，但在阿富汗仍然得维持大量投入。此外，美国国债和财政赤字不断创新高，对中国、日本主要债权国的依赖愈深。金融危机后，美国的自由主义模式遭到质疑，自信心和优越感大大受挫。欧盟、日本也是困难重重。欧洲受主权债务危机影响深重，经济的复苏缓慢，多国社会发生震荡。日本面临通货紧缩、日元升值、个人消费势头减缓等多重挑战，在亚洲的经济龙头地位已受到挑战。

与传统发达国家普遍面临内外困难，实力和影响力相对下降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新兴大国发展势头强劲，不仅充当了世界经济复苏的

主要引擎，甚至成为西方解危脱困和解决国际问题的借助对象。尤其中、印等国在带动世界经济的复苏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随着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在世界事务中的参与热情和影响能力都在增加。（如巴西、土耳其积极斡旋伊朗核问题）近期国际上二十国峰会地位的凸显，也反映了当前国际力量对比变化带来的国际体系调整。（二十国集团即G20，于1999年底创建，成员包括中国、阿根廷、澳大利亚、巴西、加拿大、法国、德国、印度、印度尼西亚、意大利、日本、韩国、墨西哥、俄罗斯、沙特阿拉伯、南非、土耳其、英国、美国和欧盟。该机制的建立旨在促进工业化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就国际经济、货币政策和金融体系的重要问题开展建设性对话，并为相关问题的解决开展协商讨论，奠定合作基础。）2010年6月和11月，二十国集团分别在加拿大多伦多和韩国首尔举行峰会，加入了主要新兴大国的二十国集团已经成为推动全球性问题解决和影响全球化进程的核心机制。传统的八国峰会地位和风光正在被二十国峰会替代。

当然，也应当认识到，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我们不能简单低估美国等西方大国的综合实力和纠错能力。它们不仅在经济、科技和军事上有着相当的实力基础，而且在科技、商业方面具有突出的创新能力，以及较为成熟的社会、政治、经济调整机制，使其在国际上拥有的优势还可保持相当一段时期。国际力量对比中北强南弱的基本格局在相当长时期内仍然难以改变。即使是发展势头强劲的新兴国家，都不可能在短期内追赶上发达国家几百年里积累起来的优势。

（二）美国等大国加紧调整对外战略。为应对金融危机后世界的变局，同时着眼于“后危机时代”的国际竞争，各大国都在对外战略和政策方面做出新的调整。

美国奥巴马政府上台后对美国对外战略进行了大幅度调整，将其主要着力点放在：一是对外告别“布什主义”，努力修复美国的国际形象。奥巴马上台后宣布放弃全球反恐战争的提法，并于今年8月底按计划将其战斗部队撤离伊拉克。在解决国际争端方面，奥巴马政府更强调使用外交手段，不轻易对外动武，尽量通过对话等外交手段来达到美国的目标。如对僵持不下的朝鲜、伊朗问题以及巴以等问题的处理都表现出相当的灵活性。美国对外喧嚣一时的新保守主义基本偃旗息鼓。二是把重振美国经济，摆脱危机阴影放在重要地位。为此，美国特别提升了G20对话机制，两次主办G20金融峰会，推动各国采取刺激经济增长的协调行动；另一方面，为缓解国内的经济压力，继续压中国人民币升值，并采用形形色色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确保美国的经济利益。三是放弃单边主义，更注重推动多边外交。为应对当前一系列全球性的政治、经济、安全重大问题，美国更加注意借重各种国际力量，推行“多伙伴”外交。既巩固与其传统盟友的关系，也争取同中、俄、印等大国的合作。

美国的对外战略调整，多少缓解了美国在国际上成众矢之的的状态，同时也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国际关系中的紧张局势。但是，奥巴马执政以来，虽然在对外战略和对内政策调整方面推出了不少重大举措，然而以其调整的实际效果来看，并未获得对他满怀期待的选民满

意的结果。目前，美国经济恢复仍然困难重重，美国国际地位的重振起色也不突出，由此带来美国国内民意对奥巴马政府支持意愿的大幅下滑，年底国会选举在即，强大的国内政治压力令焦灼的奥巴马班子急欲寻求新的政策改变来争取支持。

其它各大国鉴于快速的国际形势变动和美国政策的变化，也纷纷加紧调整各自的对外战略。俄罗斯在努力整顿国内经济的同时，对外致力于加强和改善与各方关系，继续深化与中国的战略关系，重启修复与美国的关系，积极缓和并增进与欧盟的关系。欧盟则在09年底完成了《里斯本条约》批约进程，这标志着27国欧盟的一体化建设取得新成果，即政治一体化进程进入到新阶段。欧盟政治一体化的进展，不仅有利于更好解决其成员间的协调问题，同时也鼓励和增强了欧盟参与全球治理国际议程的积极性。日本在民主党首次上台执政后，对外战略的调整初显“回归亚洲”的端倪。鸠山政权提出了建立“东亚共同体”和中日美“等边三角形”外交关系的预想，旨在改变日本对外过分依赖美国，使日本外交向自主均衡方向转变。但面对近期国际国内形势的新变化，民主党新上台的菅直人内阁对日本外交调整的方向作出明显修正。重新强调美国在日本对外战略中的重要地位，突出日美安保的基础性功效。（故近日菅直人获胜民主党党魁选举留任首相，被美国视为双方关系的一大利好。）

各大国对外战略的调整，目标均在于争取更加主动的国际地位，伴随这些调整而来的相互竞争和合作的深化，势必为各国的交往关系和世界局势增加新的变数。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大国关系的调整并非是单向的，而是呈现一种错综复杂的状况。一方面，大国间的传统敌友划分趋于模糊，诸大国在国际事务中，围绕不同的议题往往形成不同阵营组合，并不严守传统的盟友或对手的界限。（如在全球金融危机中，欧盟国家成为最大受害者，危机后美欧间利益和政策分歧日益显现，从经济发展模式到危机产生根源，从国际货币体系政策到拯救危机举措等，美欧都各执一词，尤其在欧洲主权债务危机问题上凸显美欧货币之争，甚至有人指欧洲债务危机就是一场谋杀欧元的阴谋，以至双方关系出现明显疏离。）另一方面，受国际、国内形势变化和利益关系变动影响，各大国关系出现频繁的起伏动荡，充满更多的变数。如令人关注的中美关系，近些年一直保持着总体向好的势头，双方在各领域的关系不断深化。但双方地位的明显变化加上结构性分歧的存在，中美在众多全球重大问题以及自身重大利益上发生碰撞，触发大量新的矛盾和冲突。加上受近期美国国内经济、政治压力影响，两国关系更是纷争不断，出现严重的波动。（中美关系自09年11月奥巴马访华以来，明显出现一种高开低走的态势。2010年1月美国决定对台出售武器64亿美元，同月我国中段导弹反导试验成功，成为继美国后第二个获此技术能力的国家，给美国很大震撼；2月奥巴马不顾中国反对执意会见**；在处理伊朗核问题上，美国坚持对伊朗制裁的态度遭中国反对；美政府不断施压要求人民币升值，以达限制中国出口的目的。）此外，中日关系也出现较大反复。由于天安号事件后亚洲安全局势的变化，以及面临日本国内政治、经济及外交上的压力，刚组建的民主

党新内阁欲借钓鱼岛撞船事件展示在海洋权益及对华政策上的强硬态度，使本处于向好态势的中日关系陷于严峻局面。

（三）大国关系互动更加活跃。当今各种力量对比发生明显改变，全球性问题大量凸显，任何大国都无力单独应对，这使世界各大国的相互需要明显增加，由此带来大国间的互动呈现异常活跃和复杂的态势。09以来，各大国的高层会晤、互访非常频繁，就当前国际重大问题及各方的利益关切展开对话、沟通。中美首脑在今年以来就进行了多次接触，4月华盛顿峰会、5月在北京举行的中美战略对话，6月在加拿大的G20峰会，还有下半年将进行的一系列会见。其频密程度为以往少见。在俄美之间，布什政府采取的对俄“挤压与削弱”引发的矛盾已趋于缓和，俄美双方在应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和恐怖主义等一系列国际问题上加强了磋商与合作。虽然俄美发生间谍事件，但似乎并未影响到俄美军事领域推进交流。此外，俄欧在经济与及安全领域也在积极展开协调与合作。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新兴大国之间出现的加强协调联合的态势。被称为“金砖四国”的中、俄、印、巴领导人峰会自去年首次举行以来，今年4月再度举行，受到国际社会普遍关注。几个新兴大国基于自身的发展和国际事务中的共同关切点，开展彼此协调合作，扩大在国际事务中更大的影响力，这对推动世界多极化、国际民主化将产生深刻影响。

三、地区热点此起彼伏，国际安全形势更显复杂

当前国际和地区安全形势总体上仍然保持缓和态势，但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威胁也在继续交织发展，给各国政府和国际社会带来新的挑战。虽然目前大国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不大，但因民族、宗教、恐怖主义、核扩散、陆海边界、能源、粮食、互联网纠纷、气候灾害等所引发的问题明显增加，且扩散效应更加突出，成为考验各国应对能力的重大挑战。

一是地区热点问题此起彼伏。在亚洲，“天安号”事件引发朝鲜半岛出现新的军事紧张，不仅朝核问题六方会谈进程受阻，针对美韩进行大规模联合海上军演，朝鲜表示将“以强有力的核遏制力”来对付，使朝鲜半岛安全局势一时乌云密布，虽然目前局势有所缓解，但实现朝鲜半岛的无核化正变得更加遥远。此外，吉尔吉斯斯坦、泰国相继出现严重政局动荡，缅甸、尼泊尔等国也出现不稳定状况；紧邻我国的阿富汗、巴基斯坦反恐形势仍然严峻。在中东，以色列袭击给加沙运送人道救援物资的土耳其船队，激化了以巴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