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三公消费

三公消费

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公务接待费„„“三公”开支数据备受关注，长期以来有多个版本：有说9000亿元，有说1000多亿，数额相差巨大，其中9000亿元版本还曾引起广泛关注。不同的“三公”开支数据从何而来？哪个更可信？据19日《人民日报》“求证”栏目调查，9000亿的说法属于捕风捉影。的确，“三公”开支消费数据，多年来就有多个版本。9000亿，是流行最广的版本，不仅在网络世界肆行，而且也被“两会”的代表委员引用，甚至也为许多主流媒体援引。追溯这个数据的来源，却成为一个难以厘清的谜，因为连最初提出的人也无法提供这一数据的来源。

以讹传讹也好，捕风捉影也罢，9000亿的“三公”开支引发的舆论轰动却是不争事实。如果说这一数据不确具有误导舆论的负面效应，但恰恰是这种负面效应，也形成了强大的民意倒逼，促使顶层设计关注“三公”开支问题。李克强总理在今年“两会”的记者招待会上承诺中央政府“三公”经费开支只减不增，就是明证。而且，中央政府近年来也启动了中央本级财政拨款预算的公开，地方政府也开始跟进。

虽然从中央到地方的“三公”经费预算公开还不尽人意，尚有许多粗放和不够细致之处，但有瑕疵的公开也比黑箱操作要好。事实上，9000亿数据的捕风捉影，正是“三公”经费开支暗箱操作或公开不够的结果。“三公”经费，一毫一厘，均来自公共财政，都是纳税人奉养。不管是基于公共行政理性还是一般的市场原则，政府都有责任和义务，将这些公共费用，条分缕析地细化公开，让纳税人一眼就能看出这些钱花在了什么地方。因而，“三公”经费的透明公开，既包括预算的合理，也包括决算的细致，丝毫大意不得。如果能够做到这些，从中央到地方的“三公”经费开支，肯定不会产生公众悬疑，自然也不会有相关数据的多个版本在坊间流行，更不会出现哗众取宠捕风捉影的9000亿数据版本。

因为“三公”经费预决算的不够明更不够细，官方公布的数据才很难让人采信，导致坊间根据合理想象，推断出相关的民间版本来。在官方与民间互疑的情境下，民间版本的“三公”经费数据越高，越发让人笃信，也越发激起公众的愤激情绪。由于网络时代新媒体的发达，加之民意表达的率性多元，9000亿数据的版本，在舆论一轮轮的发酵之下，似乎就成了“三公”经费开支的正本源头。而且，在官方版本和9000亿版本的舆论博弈中，官方版本处于完败的尴尬中。

这种结局，毫不稀奇。国人看9000亿“三公”经费数据，和看中国历史差不多。官方修的正史，由于隐晦了太多的宫闱秘密，因而历史迷雾重重，生动形象的野史也就流传民间，除了历史学家，几乎没有多少人相信正史了。稍有理性的人都晓得，正史固然迷雾重重，也比野史更有公信力。造成这一反智结局的，除了宫廷中皇帝老儿美化自己的历史阉割，也有史家为尊者讳的“修正”。讳莫如深，黑暗重重，才是正史不如野史的主因。

9000亿版本的流行和被民意采信，也是源于官方数据的“讳莫如深”。讳莫如深，就让人联想到有内幕有猫腻有不为人道的秘密，再加上舆论经常性曝光出的浪费公帑的案例来，三公经费开支的官方版本就失去了公信力，9000亿版本才会有鲜活的生命力。

9000亿版本的捕风捉影，再次证明：政务公开的全方位透明，才是取信于民的最佳途径，才能消弭9000亿版本传说的混淆视听。

第二篇：三公消费

摘要

“三公消费”通常意义上是指公车消费、公款吃喝和公费出国（境）三种公务消费行为。近年来，巨额的“三公消费”不仅仅给国家的财政带来巨大负担，其衍生的腐败和不正之风已经严重损害党和政府形象，败坏社会风气，影响社会和谐稳定。

关键词：三公消费问题表现原因对策

目录

一、摘要

二、“三公”消费背景介绍

三、“三公”消费的重要意义

四、“三公”消费的问题表现

（一、）公车消费问题突出

（二、）公款吃喝严重过度

（三、）公费旅游潜规盛行

五、“三公”消费产生的原因

六、透明公开对策及其治理效果

七、更为全面和深入的体制性改革对策遏制“三公消费”

（一、）尽快实现我国财政预算的全公开

（二、）尽快严格我国的财政预算制度

（三、）尽快制定合理的公务差旅报销制度

（四、）普遍推行职务消费制度改革，并配套改革薪酬制度

“三公”消费背景介绍

做好“三公”经费公开工作，公开“三公”经费和行政经费支出情况，只是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金和监督权的一项重要措施，其最终目的是要大力压缩“三公”经费预算，进一步削减“三公”支出，遏制奢侈浪费，降低行政运算成本，使财政有更多的钱用于社会保障、改善民生和其他公共服务这些该花钱的地方。

邓小平1980年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中尖锐批评，我们政府中存在着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拖拉、不讲效率、互相推诿等弊端，这无论在我们的内部事务中，或是在国际交往中，都已达到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在我国以往的政府体制改革中，各单位在健全体制机制的名义下设法争取编制、机构、人员、设备，大量的行政费用被人头费挤占，造成财政负担沉重，行政开支居高不下，而且不少地方和部门仍然习惯与文山会海的施政方式，尚无计算行政成本的观念和制度，不求实效，造成浪费。

2011年五月，温家宝总理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要求中央部门公开2010出国（境）费、车辆购置及运行费、公务接待费“三公”经费决算数和2011年预算情况，并要求地方政府及其有关部门比照中央财政做法，做好部门预算、“三公”经费等公开工作。这一举措凸显中央积极回应民众关切，建设法治政府、责任政府和廉洁政府的决心。

“三公”消费的重要意义

政府的财政收入，绝大多数来自税收，而税收都来自企业和个人的财产让渡。政府预算本质上是如何开支纳税人的钱。作为纳税人，一方面，他们有权知道自己所缴的税花到何处；另一方面，他们有权监督政府将税收如何花销。政府三公消费公开不仅是作为“政府奶娘”的纳税人与生俱来的天然权利，也是保障宪法赋予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等民主权利的需要。公民依法行使财政预算知情权和财政支出的监督权，参与三公预算的运作，有助于确保财政预算存在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同时，将完整的信息公开，也有助于公民更好地了解情况，提出诉求，监督政府及时回应，切实管好、用好财政资金，这本身就是一个民主互动的过程，也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体现。

“三公”消费的问题表现

“三公”消费的问题表现在于：

一、公车消费问题突出。我国现行公务用车管理制度，一直沿用计划经济时代的编制管理、标准控制、按需配给、单位所有的模式。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公务用车管理制度的缺陷越来越明显：（1）违规超编超标配车现象严重。公车已经俨然成了领导干部地位和身份的象征，各单位极尽所能，有条件的购车，没有条件的绞尽脑汁创造条件购车。据国家财政部统计，全国超编配车率达50%以上。（2）使用成本居高不下。据有关部门调研结果显示，一些单位一辆公车一年仅维修费用就高达10万元以上，制度规定的不严格，有效监管的缺位和庞大的司机队伍，致使公车在采购、维护和运营等各方面都存在着比社会车辆高得多的成本，隐性浪费极为严重。（3）公车私用现象严重。据国家发改委调研报告显示，公车使用有三个“三分之一”，即车辆公用三分之一，领导及家属私用三分之一，司机使用三分之一。中央乃至地方新闻媒体曾多次曝光公车接送孩子上学，造成学校门口大塞车，以及婚丧嫁娶公车成龙的现象。

二、公款吃喝严重过度。公款吃喝是在“公”字名义下搭建的大到工作交往、小到私事开绿灯的平台，其主要问题表现在：（1）公款吃喝费用多。“一包烟一月粮，一瓶酒一头猪，一顿饭一头牛”已是普遍现象，一餐饭千儿八百还算是节俭的。（2）公款吃喝名目多。“革命就是请客吃饭”，成了一些人民“公仆”的口头禅。上级来人检查考核，要吃吃喝喝搞好接待；向领导请示汇报工作，要吃吃喝喝聊表敬意；到上级争取项目资金，要吃吃喝喝搞好协调；兄弟单位前来“学习取经”，要吃吃喝喝尽地主之谊；出门在外招商引资，要吃吃喝喝表现诚意。此外，接风宴、送别席、庆典酒、会议餐、工作餐更是“家常便饭”，“应”吃尽吃。（3）公款吃喝猫腻多。“公款吃喝是个筐，什么都往里面装。”一些单位把诸如送礼、协调、高消费娱乐活动等见不得阳光的费用都以餐费名义报销。

三、公费旅游潜规盛行。公费旅游主要指公费出国。近几年来，明目张胆的利用公费出国（境）旅游已不多见，但是，假借学习、培训、会议、考察等名义，而无实际内容、无明确任务的出国（境）考察则是举不胜举。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1）伪造邀请函、会议通知等进行出国（境）旅游。业内甚至发明了专门的术语，把真的邀请函叫做签证函，假的邀请函叫做报批函，专为应付国内因公出国（境）考察管理规定而生。（2）挂羊头卖狗肉，打着学习的名义进行旅游观光。为了报账方便，旅行社可以帮忙做两份行程单，一份完全按照“考察”的形式走，内容无外乎各种学习、交流和参观。但实际上，却会按照另外一份“旅游”的行程单走，内容当然是游山玩水，欣赏异国风光。（3）变相公费出国旅游还给一些官员创造了转移财产，甚至潜逃国外的机会。浙江省温州市原鹿城区区委书记杨湘洪10月初带考察团到法国巴黎考察时，即以探望其在法国的女儿为由离队，拒绝回国；曾任温州市副市长的杨秀珠，在任浙江省建设厅副厅长期间，也借出国考察之名外逃。

“三公”消费产生的原因

三公消费中出现的种种现象，其根本在于政府支配的公共权力过大，消费不公开不透明，缺少必要的监督，公共权力私有化等。

消费的不透明造成公私不分。由于公务消费本身的特征就决定了公务消费和非公务消费之间的模糊性，且消费长期不公开、不透明，合理正常的、假公济私的、铺张浪费的和贪污腐败的都往里面装，导致公务消费多半不明不白，是一笔糊涂账。别有用心的人也正是利用这一点，假公济私，公私不分，使得公务消费成为了一个既没有风险又方便的腐败途径。

相关制度的禁令无法落实。造成“三公消费”盛行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制度执行的不到位。我们有公车管理的制度，也有公务接待的制度和学习培训、出差出国等方面的规定。但是，由于这些制度规定都是就事论事，头疼医头、脚痛医脚，未能从源头治理，不敢触动既得利益集团，没有从体制机制上得到真正改变。今天有人反映吃喝风太盛，就发一个规范公务接待宴请的通知；明天公款旅游积渐成习，于是又出台禁止公款旅游的规定。对于违反规定的，在处罚的力度上失之于宽、失之于软。长此以往，文件、规定越发越多，就成了写在纸上、挂在墙上的表面文章。

预算的“缺陷”使得超支有机可乘。长期以来实行的预算体制，使得预算支出的用途与计划或活动的结果没有关系，部分项目的追加资金较多，弹性空间大；加上在资金分配中，往往是“会闹的孩子多吃奶”，致使部分单位和部门领导在工作中不计成本，消费无度。预算外资金虽然实行了“收支两条线”管理，但仍有一些单位违反规定私设小金库，使得领导干部的非正常支出有了列支渠道。

利益的不均衡助长了过度消费。在公务消费行为中，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既是行政体制改革的执行者，又是行政体制改革的直接对象，自然也有自己的利益偏好和利益需求。由于部门之间、地方政府之间利益分配的极大不均衡，大量补贴游离于工资之外，造成收入的不公平，刺激了追求公务消费最大化来“补偿”的错误心理和行为。一些领导干部甚至在公务消费上互相攀比，“别人能吃，我就不能吃？”“我一不贪污，二不受贿，吃点喝点算什么。”这种错误思想和攀比心理导致“三公消费”居高不下。

信息不对称造成监督的不到位。由于公务消费往往有其合理合法的一面，消费的主体大多又是领导干部和掌握一定权利的公职人员，使得消费中存在的问题具有一定的隐蔽性，难以暴露，容易形成“上级监督不到、同级监督不了、内部监督难落实，社会监督不现实”的局面，出现监督的死角，以致当中的腐败行为处于隐形状态，无法得到及时的监督和查纠。

透明公开对策及其治理效果

去年以来，透明公开率先成为了党和政府治理“三公”经费问题的主导对策。具体的公开透明对策是在3月下旬召开的国务院第四次廉政会议上出台的。温家宝总理在讲到财政预算决算公开工作时也明确要求:“财政部门要尽快研究提出实施各类预算、决算公开的时间表，今年就要部署相关工作，首先要将各级政府“三公”支出的预算和决算向社会公开。”

透明公开对策应该起到显著的治理效果。一般来说，透明公开是防止腐败问题的“黄金”对策，尤其是在找不到其他更好办法的情况下，透明公开都可以作为防止腐败的“兜底”对策或“杀手锏”。透明公开对策的实质也是一种监督措施，但它为什么比其他的监督措施要“灵验”呢?这是因为，第一，透明公开克服了人们关于腐败行为信息的不对称性，而信息对称是有效监督的重要前提之一;第二，透明公开之后将引人数量巨大的免费的监督者，而他们就是普通大众。人民大众所形成的巨大的舆论压力不仅可以威慑腐败分子，也会给政府监督机构、反腐败机构形成压力，促使其采取行动。

也正是因为透明公开的威力，公开特别是要达到透明的程度就变成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各种敷衍、规避、消解、抵制、对抗公开的行为就出现了。这次中央政府部门在“三公”经费公开上就再次上演了对付公开的好戏，且表现得淋漓尽致。拖延是最早祭出的、普遍的“战术”，其后在不得不公开时则是“云山雾罩”、“犹抱琵琶”、“雾里看花”。而一旦公开的程度被各种招数打折扣，公开的效果将以几何级数被打折，甚至走向反面--不但没有起到公开的正效果，还带来额外损害政府公信力的负效果。目前，公开了“三公”经费的所有中央政府部门都只提供了加总后的数据，面对这样的数字，无论是专门监督机构还是普通老百姓都很难展开有效的监督行动。另一方面，如果采取的是这样的公开内容和方式，需要公开信息的部门也很容易“躲猫猫”或“打埋伏”。

那到底如何公开呢?简单地说，就是要做到“透明”，要把一切都“晒”在阳光下。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白庙乡政府就可以看作是一个进行如此公开的样板。白庙乡政府被网友称为“全裸”乡政府。以2010年1月为例，白庙乡政府支出公业务费44笔，共8240.5元。其中最大的一笔开支是1月24日招待“财务预算公开民主议事会观摩来客”，请客三桌，花费1269元;最小的一笔开支是“购买信纸”，花费1.5元。其实，关于公开的技术要求，温家宝总理在国务院第四次廉政会议上的讲话中也已经说得比较清楚了:“公开的内容要详细全面，逐步

细化到‘项级科目。”按照这个要求，以某部委2010年公车经费决算为例，就应公开以下数据:新购车辆数，逐量提供车号、品牌、排量、单价，总购车费;保有车辆数，逐量提供车号、运行里程、燃油费、维修费、保险费、单车运行费，总运行费;该部委2010年公车购置及运行费总计。公开了这些数字，特别是那些细化到每辆车的关键信息和费用后，老百姓和媒体记者就能看出一些端倪，就能提出一些具体的监督意见。比如，该部委新购的车有没有超标，是否高价采购，有些车是不是运行里程和油耗对不上，维修费用是否虚高等等。而如果只是面对一个该部委公车购置及运行的总费用，人们就只能“无言以对”，难以启动任何有效的监督行动。

总而言之，公开透明之策并没有什么技术复杂性，非不会、不能为，乃不想为也。怎样克服、化解公开对策所遇到的阻力呢?领导人的决心要再大些，对付公开的问责机制要建立，监督机构的监督力要强化，群众监督要得到保护和支持。更为全面和深入的体制性改革对策

如果真能达到透明的程度，公开对策在治理“三公”经费问题上还是能够起到应有的作用。但是，公开透明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对策，它显然不能给出有关有中国特色“三公”经费问题的深层体制性根源的答案，因此，也还不是一个有针对性的制度治理之策。这些制度治理之策要从形成我国特殊的“三公”经费问题的体制性原因中去寻找。

造成我国特殊的“三公”经费问题的体制性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我国的财政预算制度;二是职务消费制度。我国政府财政预算总体公开的程度仍然有限，预算上的“两本账”，预算及其执行上的严肃性不够，财务报销制度缺陷，差旅报销标准的不合理，以及在职务消费上仍然实行着落后的实物配给制等都是导致“三公”问题突出和严重的体制性根源。针对这些体制性根源，可以提出以下几项体制性的治理对策建议。

一、尽快实现我国财政预算的全公开。“三公”经费有独立的，也有的是包含在其他财政预算项目之中的。单独公开“三公”经费，其实要做很多专门的工作。如果我国的财政预算能够全公开，且都公开到“项”级科目，那“三公”经费的单独公开就不必要了。当然，正是由于我国财政预算经费公开的对象、程度还有很大的局限性，作为过渡性举措，单独公开“三公”经费还是十分必要的，因为“三公”经费的腐败风险位于最高等级之列。

二、尽快严格我国的财政预算制度。我国的财政预算制度一直以来就分为预算内和预算外，俗称“两本帐”。“三公”经费，特别是公务接待和公费出国(境)费用，恐怕多是由预算外经费提供的，基本上监督不到。我国的预算制度一直带有软约束的特征，只要领导愿意、领导批准，没有事前预算也可以照样支出。针对这种情况，就要相应地实现预算的严肃性，没有预算就不能支出。我国的财务报销制度有一些很严重的缺陷或漏洞，比较集中地体现在发票上--通常不需要明细。借公车维修机会贪污、借公务招待中饱私囊、借会议机会建立“小金库”等等，通常都有发票制度缺陷的原因。在这方面，我们应该向德国的麦德龙公司学习，实行

“透明发票”制度。麦德龙公司一直以来就在提供给客户的发票上打上购物明细。一旦列出明细，虚假报销的机会就难以藏身了，事后追查也变得容易起来。

三、尽快制定合理的公务差旅报销制度。我国的公务差旅报销制度存有一些不合理之处，住宿费报销标准严重偏低就是其中之一。标准不合理就衍生出一些中国特色的怪现象，例如下级政府为上级政府官员负担部分住宿费已经成为公开的潜规则。在这种情况下，就很难搞清楚一级政府的“三公”经费到底有多少。袁岳在其文章中指出的问题就是这个原因。另外，在公务差旅报销上，我国一直实行的是实报实销制。其实，在报销标准合理化基础上，不妨实行“包干制”--结余全归公务人员自己或实行“分成制”。这将激励节约而不是鼓励浪费。事实上，公务招待也可以试行这样的办法。在公务招待上，不少国家实行的都是“顶限”制，即规定了招待的最高标准。这比“几菜一汤”更利于管控。

四、普遍推行职务消费制度改革，并配套改革薪酬制度。我国公车配备数量如此之大，经费支出如此之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们一直实行的是落后的职务消费制度，体现在公车上就是“实物配给制”。这些年来，各地有不少的公车改革探索，基本的方案其实早清楚了，就是走市场化、货币化之路。但改革总是反反复复，究其缘由就是没有下决心全国一盘棋地改，改革始终处于一种自发、自愿的状态，属自选动作，而不是规定动作。何时通过改革而使我国的公车相对规模达到其他国家的水平，监管也就容易多了。当然，各地公车改革之所以选货币化补贴之策，究其原因，是我国公务人员薪酬制度上的缺陷所致。我国公务人员实行的是静态工资制--不和市场工资水平挂钩，除去“黑色”(腐败等不正当收益)和“灰色”(体制性的合理工资补贴以及各种特殊福利，例如房子、车子等)收入之后，合法工资的水平其实是严重偏低的。如果薪酬制度上的这些结构性问题改革了，工资阳光透明了，工资水平合理了，额外的车补就不需要了。从我国目前的实际经济发展水平来看，公车改革的时机应该说已经成熟，正如温家宝总理所说。关键还是下决心改革，改革落后的消费制度，并配套进行薪酬制度改革。

这几项制度对策将从深层的体制上消除产生“三公”经费问题的原因，因此，将有利于从源头上治理“三公”经费问题。这些对策与透明公开对策相互配合，治理才能彻底。

第三篇：三公消费

“三公消费”花的是纳税人的钱。作为以“为人民服务”为天职的国家政府工作人员，要明白将每一分钱花得合理、花得正当是他们的责任与义务，更是他们的道德与良知。“三公消费”的公开，对人民、政府以及国家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首先，“三公消费”的公开标志着政府政务公开程度的进一步提高。没有公开就没有监督。“三公消费”公开后，从中央到地方甚至到国有企业的消费都将一步步公开，这将让我们看到一个真正在阳光下运作的政府服务系统。其次，对于打造廉洁型政府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三公消费”向来被人民视为政府开支中最隐晦的部分，暗箱运行，不透明操作等，不得不承认，这一部分已经成了违规违法的高发区，成了贪污腐败的发源地。透明公开才能从根本上杜绝产生腐败问题，清扫死角。最后，有助于让人民帮助政府更有效地开支。长期的习惯已经使很多政府部门对于自身的消费开支丧失了敏感性，人民的审视和监督能够帮助政府节省开支，提高经费使用效率。

“三公消费”的公开，让我们看到了政府打造透明廉洁的政府的决心。若公开真的要取得预期效果，除了要坚持以外，更要做得细致、真实、彻底。对此，我有以下几点建议：

首先，扩大公开范围，中央牵头，全面透明化。目前国务院仅是要求中央几个部门公开“三公消费”，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国务院这一要求应该扩大范围，政府从上到下的各级政府和各个部门均应该加入到公开的队伍中，甚至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也应加入到这一队伍中。

其次，完善公开标准，细致公开。现在的公开还仅仅是停留在数字上，很多人民表示看不懂这些数据，因此政府应该就“三公消费”建立一套细致完整的公开标准，明确公开这些经费的使用时间、场合、理由以及金额等信息。

最后，强化“三公消费”公开制度的管理和监督，保证信息真实。对于公开不全不明确的政府和部门，政府需要有一个独立的部门对其进行监督和管理，并依照标准对不按规定公开信息的相关负责人进行严肃的处罚，保证“三公消费”信息公开的落实。

让曾经神秘的“三公消费”暴露于阳光之下，这一过程必然会遇到很多阻碍和困难，但是我们相信政府有能力并且有决心将“三公消费”的公开做彻底，可以给百姓打造廉洁透明的阳光政府。

第四篇：三公消费

政府消费一般具有先导和示范效应，民间消费可能也会进一步下降。但高端消费品市场的规模很小，影响主要体现在部分行业和某些企业，对整个消费市场和中国经济而言，影响很小。高端消费品是指那些已经工业化的奢侈品，因为为了追求经济利益而放弃了奢侈品的基本条件中限量制造的条件，因此，职能沦落为高端消费品。

以酒类消费为例，普通白酒的消费还会增加，但通过腐败方式消费的高价酒会受到影响。国内政府部门是高端白酒的主要消费群体，限制政府对白酒的需求，高端白酒的需求可能会严重不振。白酒企业要想过上好日子，需要具备品牌、价格、品质、渠道和整合等五大强势力量。如果行业本身的再造仍然乏力且认识不足，则行业性风险有增无减。这些高端烟酒及酒店，价格本就较高，降价后其价格和市场仍处于正常状态。资本市场高端消费板块短期会受到一定影响，但这主要表现在心理层面。在城镇化等因素推动下，中长期消费板块仍然会较好。

餐饮、宾馆等行业并非进入了完全衰退期，在此前粗放型增长的情况下，原来低水平的管理经营显然不适应当前的发展形势，整个行业的升级改造已经成为必然，升级改造后机会仍然很多。破解困局，连锁化、信息化、个性化是正确的道路。

星级酒店，尤其是外资五星级酒店的客源中，过半来自各大企业，企业的消费订单并未明显减少，因此尽管公务消费受限，但对于外资星级酒店来说，只要抓住跨国企业大客户，其经济损失不会太大。而相比城市闹市区的高星级饭店，位于偏远位置的一些度假酒店、会所以往吸引了不少公务宴请客源，有些偏远位置酒店甚至主打的业务就是公务宴请、会议等，此番“三公消费”受限后，这些酒店正面临转型和临时策略调整。灵活化改变宴会方式，比如温州奥林匹克大酒店在1月份遇到公务宴被退四五单后，为了弥补损失，转而将重点客源营销目标转移到行业协会或其他企业身上。还有部分酒店则临时将圆桌宴席改成自助餐，比如王朝大酒店等，其认为此举不但降低人均餐标，同时也以自由的聚餐形式配合会议一起销售，更突出会议主题，简化用餐流程。

第五篇：三公消费

三公消费

指政府部门人员在因公出国（境）经费、公务车购置及运行费、公务招待费产生的消费，即俗称的公车、公款吃喝、公费旅游

原标题：“反浪费”是一项政治任务

“浪费之风务必狠刹！要加大宣传引导力度，大力弘扬中华民族勤俭节约的优秀传统，大力宣传节约光荣、浪费可耻的思想观念，努力使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在全社会蔚然成风。”

习近平同志关于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的重要批示，体现了中央改进作风八项规定的新要求，反映了广大干部群众的呼声和愿望，表明了我们党狠刹不良歪风、倡导文明新风的鲜明态度和坚定决心。

铺张浪费绝非小事，不仅因为它脱离我国基本国情、背离优良传统文化，还在于它败坏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目前，我国各种浪费现象触目惊心，其中，公款浪费更是危害巨大、影响恶劣。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需要全社会共同行动，更需要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率先垂范，一级做给一级看，一级跟着一级学。

浪费也是腐败，节约也是政绩。各地区各部门要清醒地认识到，“奢靡之始，危亡之渐”，任由铺张浪费等不良之风蔓延，会像一座无形的墙把党和人民群众隔开，党就会失去根基、失去血脉、失去力量。要从严治党、取信于民，必须把“反浪费”当成一项政治任务，作为改进作风的突破口，作为坚持党执政为民理念的重要抓手，作为维护党和政府形象的有效途径。从而以党风促政风，以政风带民风，有效净化我们的社会风气，培育健康向上的文明风尚。

把“反浪费”当成一项政治任务，既要让人们看到立见成效的变化，更要研究长期有效的机制。一方面，作为转作风重要内容，“反浪费”等不得慢不得，必须从现在抓起、从两会和春节抓起，让人民群众看到新气象新风尚。另一方面，也要避免一阵风一呼隆，制定针对性、操作性更强的约束和惩戒措施，把根治公款浪费“顽疾”作为衡量执政能力的重要标尺。

人无俭不立，家无俭不旺，党无俭必败，国无俭必亡。让我们下大决心，花大力气，坚决反对任何浪费行为，从每一个时间节点抓起，从每一个具体事务抓起，狠抓批示精神的贯彻落实，以良好的党风政风，聚合崇俭抑奢的正能量，营造风清气正的好环境。

原标题：港媒：遏止铺张浪费之风从管住“三公”开始

中新网1月24日电 据香港《文汇报》刊文指出，今年开年，诸多暴殄天物的铺张浪费现象频见报端，在浪费表象的背后，实际上是公款消费风气之盛、公务人员铺张之奢、公众节约意识之寡，遏止浪费须从管住这“三公”开始。

在遏制公款消费方面，“十八大”后，中央提出改进作风的“八项规定”，严禁公款送礼等“六项禁令”，在各地掀起反腐与节俭风。为打击公款消费，相关部门出台多项规定，有些要求公务接待必须使用公务卡，有些则公布详细的餐饮标准，目前已初显成效。未来能否进一步巩固初战成果，关键在于相关部门从严治理能否持之以恒。

在公务人员管理方面，重点在于严控“中式饭局”。所谓“中式饭局”，指的是座中一般有“主”和“主人”、“客”及“说客”。上座的“主”多是公务人员，买单的“主人”却是企业老板或形形色色的“朋友”。要规范公务人员的此类行为，就要规范他们手中的权力。把权力锁进制度的笼子里，饭桌上寻租获益的空间就会压缩，浪费必然相应减少。

第三“公”是公众，即每个公民自身。去餐馆点菜是适量还是铺张、打不打包，看是小事，但关乎的是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能不能够传承。

在近日总书记出台关于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的批示后，重庆立即召开党员领导干部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强调，重庆官员要认真学习总书记的批示精神，狠剎铺张浪费之风，坚决杜绝浪费现象，坚决禁止公款大吃大喝，严格执行公务接待制度，严格落实勤俭节约措施。

孙政才指出，中央关于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的批示，反映了群众的呼声和愿望，表明了中央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的鲜明态度和决心，体现了中央关心群众生活、注重改善民生的为民情怀；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要严格执行公务接待制度，树立好形象，培养好作风，引领好风气。

原标题：反浪费，从公款接待开刀（编辑视线·关注公款吃喝及浪费）

长期以来，公款消费造成难以想象的巨大浪费已是不争的事实，近些年随着政府腰包的越来越鼓而愈演愈烈。公款消费的范围日益扩大，远远超出“公务”的边界——公款吃喝，公款送礼，公款出国，公款买车，公款旅游，公款购物，公款出书，公款打球，公款按摩，公款洗浴，甚至公款赌博……许多公职人员与公务不沾边的消费中，都有公款的影子，用民间的话说“吃喝嫖赌全报销”。公款消费造成的资金、资源浪费犹如“黑洞”一般，深不可测，至今无准确、权威的数据统计，有估算至少每年达数千亿元。与之相伴而生的是日益严重的腐败。当今，在相当多的官员的脑子里，公款消费理所应当、天经地义。加之长期以来在制度及制度的执行上对公款消费缺少应有的制约与监管，使得许多掌握实权的领导干部挥霍公款如同囊中取物，随心所欲。因为财务都可报销（做账），因为自己单位报不了也可让下属单位或私企老板报销，因为架不住许多消费都“有人招待”。结果是，公权力成了公款消费的最大保障，用公款满足私务或私欲之事比比皆是。当今公务员成了职场上公认的“肥差”，每年数十万、近百万人趋之若鹜地报考，一个职位数千人争报的情形频频出现。一些人看中的恐怕不仅仅是公职的稳定性，还有其中尽人皆知、难以计算的诸多“好处”与油水。

挥霍公款，凭什么？是到了叩问、反省、审视、厘清这一问题的时候了。

以公款接待为例。明明出公差的公职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已有了差旅费、出差补助等，凭什么吃、住、行甚至游玩等都要让下级机关、下级单位埋单？凭什么一些领导干部的“私务”，如带家人在国内旅游、休假，也违规违纪地让下面接待、招待？凭什么上级领导考察、调研、检查工作、考评项目，要让被考察、检查、考评的地方或单位出钱且要住豪华宾馆、吃山珍海味、游风景名胜、拿高档礼品？公务员本是为公众服务的，公款即纳税人向政府缴纳的钱本来也是为保证公务运行、公共建设、公共服务的，凭什么大把大把的公款却被用来满足少数公职人员的口腹之欲、享乐之欲、沽名钓誉乃至升官发财之欲？

中国的行政成本近一二十年逐年攀升、居高不下，铺张浪费屡禁不止，无制约、少节制、乏监管的肆无忌惮的公款消费无疑是罪魁祸首。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也要把公款关进制度的保险箱里，让国家财产、国民资产真正用之于民，服务于民。

要把公款关进制度的保险箱，不妨从公务接待制度开刀。众所周知，当今的公务接待是公务消费、公款浪费的一大祸源，也成了地方各级财政的一大负担。接待费用在地方各级财政都占了相当大的比例，相当一部分基层政府就是被没完没了的“公务”接待耗穷了，许多基层干部的精力也被耗没了，身体也被耗垮了。一天到晚都忙着用公款接待、招待“上级领导”，哪有钱和精力“为人民服务”？！如果没有公款接待，或许不会有多如牛毛的检查评比以及走马观花的考察调研。

公务接待亟须来一次制度革命。

原标题：人民网评：遏制“舌尖上的浪费”不能止于道德批评

日前，央视报道，中国人每年在餐桌上浪费的粮食价值高达2000亿元，被倒掉的食物相当于2亿多人一年的口粮，真是不算不知道，这个数字大得吓人。今后，您在请客吃饭、联络感情的时候，请多留份心，尽量少让“舌尖上的浪费”发生在自己身上。

如果说“舌尖上的中国”展现了中华饮食博大精深、美不胜收，那么“舌尖上的浪费”，则呈现了一种丑陋的饮食观，这种是对食物的亵渎。老祖宗说得好，“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我们虽然逐渐富起来了，但没有理由浪费，更何况不少人经历过饥馑年代，对饥饿有过刻骨铭心的痛苦记忆，更应该敬畏粮食，杜绝浪费。

“舌尖上的浪费”一般发生在哪些群体身上？既有公职人员，也有普通民众，还包括一些大学生——一项调查显示，每年大学生倒掉的食物，可养活大约1000万人一年。不同的群体，浪费食物的原因不尽相同，一些公职人员认为公款吃喝反正不用自己掏腰包，浪费起来不心疼；而一些普通百姓则认为，大操大办才有面子，菜点得多、酒上得足才有身份；不少大学生花着父母的血汗钱，糟蹋粮食不以为意，因为他们不事稼穑不知辛苦。

遏制“舌尖上的浪费”，需要动真格。人民日报曾谈到这样一个细节，一行中国人在德国一家餐厅用餐后，由于桌上剩了1/3的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