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甲申三百年祭》读后感

守成——读《甲申三百年祭》后感

今天在忙完了2012级新生开学典礼的事情后，接着读完了由董事长作序并希冀传阅的《甲申三百年祭》。初读此文，首先被海航创业先辈们的心怀忧患和以史为鉴的历史观所感染，不禁让我这个初入海航的新人多了一份对集团厚重的人文情怀的认知和感动。

郭沫若先生的学识和为人是确信的，他在新中国还未成立的时候写下此文，适值抗日战争接近尾声，内战一触即发的时候，国民党的统治恰似明末一般，官贪吏奢，天灾频至，三大家族把控国家政治经济，军纪散漫、饥民遍野。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人奋起反抗，按照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针，组织发动广大底层农民、工人起来革国民党的命，从最初被贬称为“共匪”到承认共产党的政治地位，有着或多或少与闯王抗明相似的地方。在日本投降迫近的时候，郭老的这篇文章表现了他对当时形势的担忧，也算是对共产党人的一种劝勉。

读完《甲申三百年祭》，深感创业的艰辛，李自成在陕西随高迎祥起义，只是一名普通的兵卒，最初也没有多少成就，流窜于河南、湖北等地，一朝创业举起义旗再无回头躬耕之理，当是时，他占有天时地利，独缺人和，直到他碰到李岩、牛、宋、刘宗敏等一干人才，引贤纳士，广听善言，恰如其 1

分的运用宣传政策，一句“十八孩儿兑上座”，一句“闯王来了不纳粮”从天命和现实两个层面奠定了群众基础。至此，闯王才算初步站稳了脚跟，很快他就席卷陕西，攻入北京，逼死崇祯，登极称帝了。历时14年，其中的酸苦可能只有他自己最清楚，所以在进入北京以后，他的行事作风并未有所改变，依然是箭衣骑射，朴素不减。

创业不易，守成更难。俗话说“打江山容易坐江山难”，短命的大顺朝仅仅存在了43天，可悲可叹，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农民领导的群众起义夺取政权的斗争就这样落下了帷幕，究其原因，历史教科书上常说是因为农民阶级的局限性，但不可否认的和领导者的性格与领导集体的智慧和施政方针有着密切的关系。郭老认为，李自成并非刚愎自用之人，对自己也是严格要求，一切过错都被推到牛、刘二人身上，然李自成自崇祯九年主政以来，个人威望和势力应该是无人能敌的，进京以后其个人虽宽仁爱民、体恤下情，但放任武官杀人，文官设典，外患未除而内忧渐起。不听诤言而放任自流，守成之基不稳而执政之才无备，领导集体对形势的判断失误而导致最后的覆灭。

通常崇祯帝被定义为一个悲剧的角色，郭老通过分析给我们指出，他更多的应该被定义为一个“要誉”（邀誉）之人，他屡下《罪己诏》而不行善政，每言爱民而不思赈饥，自减御膳而皇库充盈，“作秀”的表现一时可蒙蔽人眼，长此以往，言行不一必成颓势。以此为鉴不可不察海航守则之

“待人以至诚为基石”这是处事的不变之基。

天，果佑善人乎？郭老贬牛、刘而独尊李岩，然李岩亦无善终，看似善人并无天佑，个人愚见这只是片面之辞，遍读全文，郭老并非春秋笔法，更多的是演义文章，所依《剿闯小史》等文均为稗官野史，所选正史仅做辅证。如是所言，李岩之高妙的宣传手法确实给闯王的部队带来了奇迹般的胜利，但人无完人，他本人亦曾杀人等等。天佑者，其实苍生百姓，政权更迭虽不改封建专制，但人民生活渐次从水深火热中有所缓解，天，果佑善人！

段 俊 章

2012月9月6日

第二篇：甲申三百年祭读后感

甲申三百年祭读后感

（一）今年是中国农历甲申年。60年前同是甲申年的1944年3月，郭沫若同志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了著名的史论著作《甲申三百年祭》。这篇名著虽然已经发表60年了，而且当时与现在的国情也不相同，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伟大事业的今天，重学郭沫若同志这篇大作，深受教育和启发。

郭沫若同志在《甲申三百年祭》中，通过纪念明朝灭亡三百周年、总结明朝灭亡的原因，并叙述李自成领导的规模宏大而经历长久的农民革命，在攻入北京，推翻明朝政权，成立大顺朝政权后，由于首领腐化并发生内部宗派斗争，以致陷于失败的过程和教训。

公元一**四年的甲申年，是明朝灭亡之年。历史上统治中国二百六十余年的明王朝，由于是反人民的地主阶级封建统治，与历代封建王朝一样，摆脱不了由强盛─衰落─灭亡的社会发展规律。明崇祯帝虽然不是一个完全昏庸无能、而是“很想有为”的执政者，但由于明朝统治至他执政的时期，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已经很衰落。加上他用人不当，依赖宦官，听信奸佞，处理国家事务政令朝三暮四，轻信妄断，政治已腐败不堪。又年年遍地都灾害严重，灾民得不到官府的救济，民不聊生，以李自成领导的太平军等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内扰又外患，清兵大肆入侵，“东北的边患已养成”，政局岌岌可危。在内外交困、四面楚歌之下，明末代皇帝祯在北京煤山自吊身亡，宣告明王朝的灭亡。明朝灭亡的教训是：政权腐败，失去民心。

李自成率领的规模宏大而经历长久的农民革命，在揭竿起义时，高举“分田地、均贫富”代表农民利益的旗帜，得到广大农民和灾民的拥护，取得了推翻明王朝的统治、成立大顺王朝的胜利。李自成“本不是刚愎自用的人”，主政之初，“很能纳人善言”，采取“民主式的合议制”，推行民主政治。但他后来犯了与崇祯同样的错误，用人不当，轻信妄断。不采纳李岩的谏言，以高爵厚禄使吴三桂归顺。在防吴三桂叛变和清兵侵袭战略上，又调兵遣将不当，导致吴三桂引清兵入关，危及大顺朝的政权。同时，政纪军纪不严，政权逐渐腐败，以牛金星为代表的一大批高官权贵，忘记了代表农民利益而取得胜利之道，不关心人民疾苦，巧取毫夺，欺压百姓，过着腐化糜烂的封建地主阶级的生活，逐渐失去人民的支持，导致轰轰烈烈的农民革命最终走向失败。“闯王”李自成领导的农民革命运动最终失败的根本原因也是政权腐败，失去民心。

因政权腐败、失去民心而导致亡党亡国的教训，在古今中外史上并不少见。在世界现代史上，苏共的解散（亡党）和苏联的解体（亡国）就是一个典型的史实。

列宁缔造的布尔什维克党（苏共的前身），代表俄罗斯工农群众的利益，在广大人民群众和革命士兵的支持、参与下，发动举世闻名的“十月革命”，不到一年时间就推翻了沙俄王朝的反动统治，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列宁逝世后，从斯大林专制时代开始，苏共历届领导集团逐步成了特权阶层。在政治上，权力高度集中，实行个人专制和官僚集团统治，严重损害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在人事制度上，实行任人惟亲、提拔亲信、排斥异已的组织路线，导致大批庸人进入各级领导层，领导无能、治国无方，逐渐失去人民的信任；在生活上，苏共干部享受的特殊待遇与民众的差别越来越大，腐败现象越来越严重，领导集团越来越脱离群众，从“人民的公仆”蜕变为损害人民利益的官僚特权阶层。后期又与美国搞军备竞赛，并派兵入侵阿富汗打了整整10年而得不到丝毫利益的不义战争，使苏联经济和人民生活雪上加霜，引起民众的强烈不满。使由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建立起来的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随着人民群众积怨和不满的不断加深，最终导致了苏联解体和苏共解散，亡党亡国的悲剧。苏联解体、苏共解散的最根本原因也是在于苏共领导集团严重脱离群众，攫取了不受监督的无限权力，以及腐败严重，占有了巨额财富而失去民心。

从新中国成立近55年的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和国家政权是牢固的。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不会犯崇祯、李自成和苏共同样的错误，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自遵义会议上确立毛泽东同志在党和红军领导地位以来，在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深刻吸取国内外的经验教训，高度重视密切联系群众问题和反腐败斗争问题。在革命斗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就确立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的群众路线，同人民群众建立了血肉相连的紧密关系。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新中国。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中，中国共产党坚持正确的群众路线，确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除了法律和政策规定范围内的个人利益和工作职权外，所有共产党员都不得谋求任何私利和特权”、执政为民的权力观，克服前进道路上各种困难和挫折，拨乱反正，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有目共睹的丰硕成果，使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不断提高。

“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这是历史得出的结论和经验教训。政权腐败必定会失民心，进而失天下。中国共产党通过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深刻研究和分析，得出了“党风问题、党同群众联系问题是关系党生死存亡的问题”的真理。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为领导核心的三代党中央和以胡锦涛同志为核心的本届党中央，都十分重视密切联系群众和反腐败斗争问题。

一九四四年三月郭沫若同志《甲申三百年祭》发表后，毛泽东同志就号召全党学习这篇著名史论，并告诫全党“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在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村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再次提醒全党，务必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要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

1949年3月23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离开西柏坡，动身前往北平。临行前，毛泽东同志对周围的人说：“同志们，我们要进北平了。我们进北平，可不是李自成进北平，他们进了北平就变了……（我们）今天是进京”赶考“……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他老人家这席话真是语重心长，代表党中央对密切联系群众和反腐败斗争下定了决心和信心。

邓小平同志多次强调：“要整好我们的党，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对干部和共产党员来说，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

江泽民同志反复指出：“我们党对反腐败问题，一直是重视的。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反腐败斗争，是我们的重要方针。”、“实践证明，加强党风和廉政建设，进行反腐败斗争，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密切联系，保证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健康发展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条件。实践也证明，中央关于反腐败斗争的决策是正确的。”、“党只有坚决清除消极腐败现象，才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密切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党学说，已作为中国共产党治党和治国的重要方略，分别载入党章和宪法。

党的十六大召开后不久，胡锦涛总书记和中央书记处的领导同志就到西柏坡学习考察，重温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的“两个务必”的重要论断，要求全党同志尤其是党的领导干部在新形势下坚持做到“两个务必”，大力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并多次告诫全党要“增强忧患意识，居安思危”、要“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要“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要始终把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各级干部要自觉接受监督，绝不脱离群众，绝不贪图安逸，绝不以权谋私。”在中纪委三次全会上，胡锦涛总书记号召全党要“大力弘扬求真务实之风，继续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切实搞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加强党同群众的联系，党中央近期先后颁布了《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使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和党内法规进一步完善。在查处腐败大案要案上，党中央一贯是动真格，对各种腐败分子决不心慈手软，严肃查处，自建国以来，先后惩办了刘青山、张子善、陈希同、王宝森、胡长清、成克杰等一批贫官污吏，纯洁了干部队伍，振奋了党心民心，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依纪依法惩治腐败、加强党同群众密切联系的决心。

中国共产党深入、持久、扎实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有效地避免了我党犯上李自成和苏共同样的错误。但这不等于我党的党风问题、党同群众联系问题已彻底解决、大功告成，中国共产党已经绝对不会亡党、亡国了。我们应当清醒地看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由于受国内外错综复杂形势的影响，腐败现象的滋生源广泛存在，有些腐败现象尚未得到有效地遏制，有些领域的腐败问题还相当严重（如金融、建筑、交通等领域），反腐败斗争的形势依然严峻，任务依然复杂、艰巨。我们对此决不能掉以轻心，一定要在思想上和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按照中央的部署，坚持不懈地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每个劳动者尤其是党员、干部都应该从我做起，在本职岗位上勤政、()廉政，遵纪守法，密切联系群众，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在成绩面前要戒骄戒躁，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要牢固树立“腐败不除，党心民心不稳，国无宁日”的观念，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不断推向前进。我坚信，在高度确立“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建党学说和执政理念、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全党的中国共产党正确领导下，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原则，坚持不懈地抓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通过全党和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不继巩固和发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成果，不断巩固和发展由毛泽东同志和中国共产党建立起来的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确保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江山万万年。

甲申三百年祭读后感

（二）郭沫若在1944年3月19日的重庆《新华日报》上连载《甲申三百年祭》。历史背景是抗日战争已转入战略反攻。而郭沫若的好朋友周恩来在延安整风运动中饱受打击。郭沫若精心写作此文，以李岩比喻周恩来，目的提醒毛泽东，保护周恩来。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非常重视，毛泽东也多次指出从李自成起义的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该文在延安各解放区作为中国共产党整风的文件之一，产生很大的影响。

当时的300年前甲申年，也就是1644年，中国历史的两个王朝覆灭。朱明王朝的覆灭是历史的必然；但是李自成领导的农民政权大顺王朝在取得全面胜利的情况下，刚刚建立就宣告败亡。这段历史对每一个政党和从事政治斗争的人，都是需要重视的前车之鉴。

《甲申三百年祭》，能提醒我们正确对待权力、名利、地位等问题。引申到公司来说，如何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努力奋斗的意志，清醒的学习态度，不可冲昏头脑，忘其所以，丢掉当前的成果。

感觉目前这些离我们还有些距离。公司还没有大到临界的状态。但是公司快速发展，需要做一些大的布局。而这一定涉及新的人员变动和资源投入。公司的内外部布局；未来的市场状况，下一步的增长点，市场份额，开发，渠道，营销，服务等环节的问题在哪里？领导者要有大数据思想，要为未来发展指明方向。在某些方面加大投入还是拓展新的渠道或者开发新的项目。而这需要投入人力和资源去落实。为了实现方向，现有的人谁可以胜任？配套什么职位和资源？需要什么样的人员引进。而现有的项目中需要做评估和调整。哪些是见效快的，足已支持公司的扩张。见效慢的，需要长期的项目推进。哪些是在浪费公司资源。那些必须纠正，那些可以容忍。

作为公司的一员，我们要伴随着公司的成长而成长。学会从不同的角度看问题。在解决一个困难，挑战，到达一个高度后，能够不断突破，继续创新。学习在上一个阶层看问题，在下一阶层做事情。能够看清自己的方向，坚定去摸索创新的路径。

互联网企业更新换代更符合行业的颠覆的规律。昔日的巨头如今也在苦苦挣扎。我们抓住事情的本质，尝试不断的创新。在趋势的变革中，只有接近目标的实质的事物才不会被淘汰。而创新的思维和行动力，对每个人又都是公平的。坚信自己也会是明天的大牛，何必惧怕离开那个自己认为的舒适圈呢！

甲申三百年祭读后感

（三）1944年的暮春时节，郭沫若在重庆发表了他的历史散文《甲申三百年祭》。选择这个时间是意味深长的，因为正是在1644年的暮春时节，闯王李自成杀进了北京、崇祯皇帝吊死煤山、立国276年的明朝灭亡了。所以《甲申三百年祭》的第一句话便是：“今年是明朝灭亡的第三百周年纪念了”。

文章立刻引起了远在延安的毛泽东的注意，他将其列为整风文件，并多次号召全党认真学习。《甲申三百年祭》因此而扬名，但人们也因此形成了这样一个固定印象：文章主要是在总结农民起义军因为骄傲而失败的教训。

前段时间重读《甲申三百年祭》，我却有了一点新的感悟：文章不仅总结了李自成的教训，实际上更是如作者开宗明义所说的那样，是在总结明亡的教训。

明亡的教训现在看起来，也还让人不胜唏嘘。崇祯登基后的明王朝可以说是风雨飘摇，内忧外患。外有努尔哈赤的后金虎视眈眈，内则是连年的旱灾、蝗灾，闹到了“人相食，草木俱尽”的程度，李自成、张献忠等“流寇”已成燎原之势。对朝廷来说，要御侮，要救灾、要“剿寇”，提供这些“公共产品”都需要钱。问题是钱从哪儿来?

郭沫若写到：“早就有一位武生提出了一项相当合理的办法，然而却遭了大学士们的反对，便寝而不行了。”这位名叫李琏的武生提出的办法是什么呢？就是“请令江南富家报名助饷”，也就是说，让富人出一点钱。

用今天的话说，李武生的观点显然是属于“极左”、“仇富”的，结果遭到了“主流公知”的强烈反弹。皇帝身边的大学士钱士升便上书崇祯，说李武生“倡为缙绅豪右报名输官，欲行手实籍没之法。此皆衰世乱政，而敢陈于圣人之前，小人无忌惮一至于此!且所恶于富者兼并小民耳，郡邑之有富家，亦贫民衣食之源也。以兵荒之故归罪富家而籍没之……此议一倡，亡命无赖之徒，相率而与富家为难，大乱自此始矣。”总而言之，不能仇富，不能向富人开枪，不能搞民粹主义，否则的话就会“大乱自此始矣”。

皇帝当然是害怕“大乱”的，何况钱士升的资历和专业水平，也不是李武生所能够相比的，所以他的建议也就被搁置了。三百年后，郭沫若仍然为崇祯犯下的这一错误扼腕叹息：“‘搜括臣宰’的目的，在李武生的原书，或者不仅限于‘助饷’吧?因为既言到兵与荒，则除足兵之外尚须救荒。灾民得救，兵食有着，‘寇乱’决不会蔓延。结合明朝全力以对付外患，清朝入主的惨剧也决不会出现了。”

富人的钱不能动，皇帝自己舍不得出钱，“剿寇”又是火烧眉毛的事，不能稍缓。怎么办？只能是给政策，让他们自己去“创收”。明末清初的李清在其《三垣笔记》中说：左良玉（明朝大将）的兵一半要算群盗，甚是淫污狠毒。每入百姓家勒索，用木板将人夹住，小火烧之，胖人有的能流一地油。他们抢掠来妇女，公然在大街上奸污。因为朝廷严重拖欠军饷，士兵还要卖命打仗，抢劫起来自然理直气壮。当然，用这样的兵来“剿寇”，只能越剿“寇”越多，终于进了北京，反而把皇帝给“剿”了。

虽然在郭沫若看来，李武生是“很有政治的头脑”，但他这个建议还是彻底得罪了当时的“士大夫”们。当时崇祯为了故作姿态，一面采纳了钱士升的理论，一面也对钱进行了“切责”。但郭沫若发现，“当时一般的士大夫都左袒钱士升。钱受‘切责’反而博得同情，如御史詹尔选为他抗辩，认为‘辅臣不过偶因一事代天下请命’。他所代的‘天下’岂不只是富家的天下，所请的‘命’岂不只是富者的命吗？已经亡了国了，而撰述《明李北略》与《明亡还略》的人，依然也还是同情钱士升的。”

郭老的眼光是很准确的。崇祯自杀之后，这些士大夫们并不为他“死节”，而是热衷于当李自成的“大顺”朝的新贵。明朝遗民写的《小史》记载，李自成手下的将军李岩和军师宋献策在北京街头曾经“见先帝柩前有二僧人在旁诵经，我明旧臣选伪职者皆锦衣跨马，呵道经过”，不解“何以纱帽反不如和尚？”实际上，在清兵入关后，这些人很快又成了“大清”朝的新贵。看来，只要能够保住他们的地位和财富，则无论国号是“大明”、“大顺”还是“大清”，无论皇帝是姓朱、姓李还是姓爱新觉罗，他们都不是很在意的！

一晃明朝已经亡了372年了。无论是李自成因为骄傲而功败垂成，崇祯因为被人误导而招致覆灭，都已经是历史长河中的既成事实，不会因为我们的惋惜、愤怒和悲伤而改变，最重要的我们应该能够从中汲取足够的教训。法国“新史学”的代表人物雅克.勒高夫说过这样一句很有分量的话：“拒不思考历史的民族、社会和个人都是不幸的，因为同历史遗亡症引起的伤害相比，往昔的创伤其实是微不足道的。”

第三篇：甲申三百年祭

《甲申三百年祭》与晚明政治史的启示

[ 毛佩琦 ] 来源：[ 北京日报 ]

今年是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发表60周年，一系列纪念文章相继于各报刊发表。这些纪念文章体现了学界对郭文及晚明史的研究和认识有了新的进展。本文是一篇专从历史启示的角度谈晚明史的新论——

以人为鉴可以知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亡，当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候，我们会常常想起历史，就是因为历史可以指导现实，昭示未来。六十年前（1944年），同样是甲申年，郭沫若先生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甲申三百年祭》（本文标题中简称《甲申》），祭的是从当时上溯300年的甲申，即公元1644年。那是一个天翻地覆的时代。明祚在满洲政权和浩荡的农民战争的挤压下灯枯油尽，进驻紫禁城的大顺政权，又在与新兴的满清政权的遭遇中“拉然而朽”。人们惊魂未定，城头已经变换了大王旗色。火光冲天，血流遍地；失败的痛哭，胜利的欢歌；新贵们弹冠相庆，黎民在刀枪中求生„„多么生动，多么丰富的历史画卷！自那以后，这个甲申年就是史学家们热衷的话题，各种著述盈匣联车，有的藏之名山，有的付诸梨枣，沸沸扬扬一直说了300年。

说不尽的四十天

到了1944年这个甲申，郭沫若这个“有点历史癖的人”又旧话重提，是为了什么呢？郭沫若决不是无病呻吟。他要从300年前的天下兴亡中探寻历史的规律，从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中去发现推动历史、控制历史运转的根本力量。在这一点上，远在延安的毛泽东同具英雄慧眼。就在《甲申三百年祭》发表后18天的4月18日，《解放日报》就开始逐日将其全文转载。接着4月20日，毛泽东在党的一次高级干部会议上说：“我党历史上曾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不久，党中央便把它列为整风文件，成为延安及解放区全党及广大干部的必读书。

《甲申三百年祭》篇幅虽然不大，内涵却十分丰富。而为什么毛泽东单单抓住了其中李自成“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这一点呢？首先，李自成的教训实在太深刻了。李自成军进入北京时，“市民各持香立门，贼过伏迎，门上尽贴‘顺民’，大书‘永昌元年，顺天王万万岁’”。但李自成军队的纪律迅速失去了控制，奸淫抢掠一片混乱。当李自成军受挫于山海关，又在清军的追赶下撤离北京时，百姓已对其“恨入骨髓矣”。“百姓各出床桌等物，窒塞巷口，或以白梃从小巷突出，击贼下马，立杀之”。李自成军自3月19日进京至4月29日撤出，仅四十天，其溃败之速，令人震惊。其次，“我党历史上”也确曾“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而且“都是吃了亏的”。再有，也是最重要的，是当时的形势向我们党提出了新的挑战。如何面对全国胜利的曙光，是摆在全党和整个革命队伍面前的严肃问题。事实证明，这次整风运动中，对李自成教训的借鉴，的确是发挥了重要作用的。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同年11月21日毛泽东致郭沫若的信中在谈到辛亥革命是“不成熟的资产阶级革命”之后，有这样两句话：“此次抗日战争应该是成熟了的罢，国际条件是很好的，国内靠我们努力。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了什么错误缺点，希望随时示知。”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满招损，谦受益”这样睿智的格言。在革命队伍中也一直广泛流传“骄傲使人落后，谦虚使人进步”这样的警句。但把骄傲作为一种错误，与革命事业的成败联系起来，却是毛泽东的一大创造。可以说，毛泽东谦虚谨慎的态度代表了当时全体中国共产党人的态度。而正是这种谦虚谨慎、兢兢业业的态度，最终成就了中国共产党人。中国共产党人作为一个代表人民利益的、具有铁的纪律的有战斗力的党，最终取得了对国民党统治的决定性胜利，夺取了全国政权。

“历史周期率”的背后

历史是一部丰富的教科书。不同时代、不同的人会从中读出不同的感悟。毛泽东读《甲申三百年祭》，从农民战争的角度读出了李自成军由于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而导致失败的经验；国民党政府读《甲申三百年祭》，则从中读出了对自己的讥刺。于是，就在《甲申三百年祭》在《新华日报》连载完毕的第二天，3月24日，国民党《中央日报》、《商务日报》等就相继发表社论或署名文章对郭沫若等人展开攻击，说《甲申三百年祭》“鼓吹败战主义和亡国思想”，其作者“无异于为敌人作第五纵队”，而且进一步引申说“其实失败主义也不是郭沫若一群人底思想，而是中国共产党底思想”，要求“陕西自称‘农民运动领袖’的人必须认真悬崖勒马”，云云。我们且不说这些言论是如何地不合逻辑。我要说的是，从今天的现实和今天的认识出发，我们可以从“甲申”史事中读出更多的内容。

1644年那个甲申距今已经360年。1949年新中国建国至今已将近55年。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已经掌握政权55年的执政党。积55年之经验与教训，再回过头来看“甲申”这段历史，更令人惊心动魄的应该是明朝因腐败而灭亡的事实。明朝建国后，太祖朱元璋为澄清吏治不惜使用重典。《明史》上说：“一时守令畏法，洁己爱民，吏治焕然不变。”由于吏治清明，经过洪、永、仁、宣，成就了中国历史上的又一盛世。《明史》“循吏传”是专门记叙清官的，共收有明一代270余年清官40人（附传不计），而其中正统以前81年的清官就达30人，占总数四分之三。可见明朝前期清官多，中后期清官少之又少。吏治的沉浮是国家盛衰的晴雨表。被称为流寇的明末农民大起义，其爆发的直接原因是连续的旱灾，但郭沫若断言：“无论灾荒或盗贼，事实上都是政治促成的。”这实在是一卓见。统治者为了自身的利益何尝不想长治久安？明宣宗曾登万岁山（即今北京北海琼华岛），说：“此元之故都也。世祖知人善任使，信任儒术，爱养民力，故能浑一区宇，以成帝业”，“至顺帝，在位既久，肆意荒淫，怠于政事，纪纲法度荡然，因之失国。使顺帝能恭俭，长守世祖、仁宗之法，天下岂为我祖宗所有？”然而不幸的是，天地轮回，元朝末年的形势，明朝再次出现。这就是一些人所说的“历史周期率”。

《甲申三百年祭》一开始便指出明朝由于吏治腐败而陷入无法挽回的颓势。他引用了崇祯帝于崇祯十年（1637）下的《罪己诏》，用皇帝自己的话来指陈明朝的弊端：“张官设吏原为治国安民，今出仕专为身谋，居官有同贸易。催钱粮先比火耗，完正额又欲羡余。甚至已经蠲免，亦悖旨私征；才议缮修，（辄）乘机自润。”“囊

既富，则奸匿可容”，“嗟此小民，谁能安枕”？这些，都是统治者公开承认的，实际情况当更为严重。崇祯皇帝所下的明明是“罪己诏”，却把一切罪责都推给百官，他自己应负什么责任呢？对明史有所了解的人都清楚，明朝的腐败是自上而下、自下而上，腐败透了的。明武宗、世宗、神宗、熹宗，一个个表现得可以说是千奇百怪，再加上宦官专政，锦衣卫、东西厂横行，明朝的局面已经烂到无法收拾。崇祯帝即使是一代明君，也无回天之力！皇朝统治者们不代表先进的生产力，他们的利益从根本上说与广大民众是对立的。因而注定无法跳出走向衰亡的“历史周期率”。

怎一个“顺”字了得

《甲申三百年祭》并非长篇大文，在郭沫若的史学著作中所占的位置也不突出。但就是这么一篇不大的论文，却在中国革命史上乃至在新中国建立以后发挥了重要影响。以史为鉴是中国文化上的一个优良传统。《尚书·召诰》说：“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司马迁说：“居今之世，治古之道，所以自镜也，未不尽同。”又说：“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正因此，历代不论是官修还是民修，才有那么多史书。官府修史的目的在于长治久安，私人修史的目的是要向统治者规谏。要实现长治久安则要求统治者对自己的行为有所约束，使之“应天顺民”，至少不要超过被统治者可以忍受的底线。

史家最贵史识，而惟有真知灼见才可用以警诫垂训。没有思想的史学家，他的功力再深厚，其成果也是苍白的，也是游离于社会的，也是难于对现实产生影响的。马克思主义使史学变成了科学。马克思主义史学对历史规律的探索，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与传统史学不可同日而语。以郭沫若为代表的一大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历史的道路上进行了卓越的开拓与探索，大批研究成果在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推动、指导中国革命上都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同时，史学也形成了一个重视理论，注重思考，关注现实的优秀传统。

《甲申三百年祭》作为中国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