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程才新--试论延安文艺运动与十七年文学

试论延安文艺运动与十七年文学

2800

摘要：正在本世纪文学的发展中,延安文艺是极为特殊的文艺运动。本文拟通过分析来说明,延安文艺与十七年文学非但不是两类独立的性质完全不同的文学,而恰恰相反,二者之间具有内在的本质的同一性,是紧密联系的有机的统一体。关键词：延安文艺；十七年文学；文艺运动；工农兵群众；毛泽东文艺思想

一、延安文艺运动

1942年5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在延安召开文艺座谈会，毛泽东主持会议并发表讲话（即《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此后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遵照这次座谈会制定的文艺方针，全面展开了文艺整风运动。这次座谈会对新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深远的影响。

1、延安文艺运动历史背景

1937年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战争的同时，也十分重视各根据地的文化建设。海内外许多知识分子和作家来到延安和各根据地。这些地区陆续成立了各类文艺团体，出版多种文艺刊物。在根据地的民主气氛之下，文艺运动呈现出活跃的景象。先后来到根据地的作家创作了一批新作品,在思想上,艺术上有新的发展。群众文艺活动也开始蓬勃发展，各地组织了许多农村剧团，编演反映根据地军民生活和斗争的戏剧。群众性写作活动，也得到热烈的响应但当时取得的这些成就，还不能完全满足广大群众的需要。从城市来到根据地的作家，一般存在不熟悉工农兵生活，不懂他们的语言，以及作家所运用的文学形式与工农兵群众在艺术趣味和欣赏习惯上有隔阂等问题。对于如何克服这些弱点，当时延安文艺界还存在一些思想分歧，诸如应该首先努力表现根据地的新生活还是为“大后方”服务，怎样处理歌颂根据地的光明面和批评其阴暗面的关系，怎样对待文艺的普及与提高的关系，学习政治理论是否妨碍创作情绪等问题。

2、延安文艺运动的发展

1942年5月毛泽东与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的代表合影延安秧歌运动的场面。1942年，中国共产党开展了整风运动，同时也发动了文艺整风运动。1942年春，毛泽东亲自找延安部分作家谈话，了解情况,听取意见。5月，毛泽东和凯丰联名邀请在延安的作家、艺术家举行座谈会。应邀出席者约百人。在5月2日的第一次大会上，毛泽东发表《引言》，说明开会的目的在于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他提出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学习问题，是当时关系革命文艺发展因而应该解决的问题。随后一些作家、艺术家在座谈会上围绕这些问题,相继发表意见。

二、十七年文学

1、十七年文学概念

时间概念：十七年文学是指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49年)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1966年）开始，这一阶段的中国文学历程，属于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时期。“十七年”，在浩浩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历程中，只能算是极短的一瞬间；当它被赋予特指的含义、承担了特殊的历史内容的时候，却再也无法忽略它在文学史上的漫长——即使已经沉淀了半个多世纪，但依然是"活化石。

三、延安文艺对17年文学影响

1、政治制度的延续——革命思想的延伸

那时的文学史上最浓重的一笔就是政治性凌驾在文学性之上，政治运动造成了文学的盲从特征。面对那时的作品，我们几乎能真切的感受到那个时代的政治气息和那个时代人们的某些精神特征，作品被强行要求放进一个形势认可的政治思想和流行的政治倾向。当高昂的革命热情替代了文学的现实创造和诗意境界，自然而然也就产生与这些要求相适应的文学规范。

在延安文艺运动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又向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师生发表讲话，号召大家走出“小鲁艺”，到“大鲁艺”（指广阔的社会生活）中去。各根据地中央局和各级党委，相继传达了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精神，部署文艺整风工作。各文艺团体和有关单位组织作家、艺术家认真学习文件，进行自我反省、自我批评。一些作家还发表这方面的心得和体会，如立波的《后悔与前瞻》、舒群的《必须改造自己》、何其芳的《改造自己，改造艺术》等。鲁迅艺术文学院还检查了文艺教育中的问题。周扬发表《艺术教育的改造》，张庚、何其芳也发表《论边区剧运和戏剧的技术教育》、《论文学教育》，检查了前一时期文艺教育中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偏向。政治意向明显。

十七年文学继承延安文艺革命思潮了呈现的特点也是非常鲜明的，因为是建国之初，全国人民对中国共产党和他的领袖是非常崇拜，国人都非常积极向上，思想非常单纯，这也不同程度的反映在文学作品中了，所以这一阶段的作品题材大约有三个：歌颂、回忆、斗争。歌颂党、领袖、社会主义、人民；回忆战争岁月，回忆苦难年代，回忆过去生活；和帝国主义、资本主义、旧思想、旧观念作斗争。所以这个时候的少数作品艺术性是不高的，作品也主要体现文以载道的思想，作品的风格往往失之于简单，人物也呈现一些程式化的倾向。

2、革命文学的主导地位导致城市文学的稀缺。

延安文艺运动中城市的隐匿更表现为城市文学的稀缺。延安文艺运动中的中国文坛，原“解放区”作家占有着主导地位，他们这些人熟悉的是农村生活，在他们思想深处文艺为人民服务被理解成为农民服务，他们多年来追求的文艺大众化，更确切地说是文艺的农民化。这就决定了他们的笔往往滞留在农村生活这一素材域中，而对他们身处的城市缺少必要的反映。这对和“十七年文学”影响明显，十七年文学中城市生活的隐匿，除了众多作家本身就是乡土作家以外还有一部分很重要的原因近代城市被认为是“罪恶的渊土”，及资产阶级道德和社会腐败产生的场所，再者都市文学本身就具有消费、娱乐的腐蚀性特征在那个年代被认为是必须予以批判和清除的。即使是一些反映城市生活的作品，“城市空间”也被简约为“工厂”这一斗争资本家的场所，且这些作品中的情感抒发方式、道德体系、价值取向、文学想象方式等完全束缚在乡村文化范畴，反映的是作家们的乡村情结。城市的隐匿，使得“十七年文学”文本中所表达的现代化诉求缺少精神、物质基础的构建，同时也表现出极大的片面性。“十七年文学”

似乎成了红色中国、乡土中国的书写，是延安革命思潮的继承和发展。城市的隐匿，对“十七年”城市题材文学作品艺术内容的改变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这表现在“十七年文学”日渐取消了城市生活中礼俗的审美意义，而礼俗作为一种文化复合体，正体现出城乡生活的差异性。这是延安文学在主题思想对十年文学起到导向性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朱平;马克思人生本体论研究[D];南京师范大学;2009.[2] 胡尚元;建国后十七年史学领域的大批判[D];中共中央党校;2008.[3] 陈亚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源语境[D];中共中央党校;2007.[4] 杨火林;1949-1954年的中国政治体制[D];中共中央党校;2008.[5] 郭圣莉;城市社会重构与新生国家政权建设[D];复旦大学;2010.[6] 罗兴佐;治水：国家介入与农民合作[D];华中师范大学;2008.

第二篇：十七年文学概述

山西大同大学浑源师范分校教案

十七年文学思潮概述 一、十七年文艺思潮

1．山西大同大学浑源师范分校教案

工作的基本方针，以工农兵生活和工农兵形象为文艺表现的主要内容，以民族化和大众化为文艺创作的主导风格，以“政治标准

山西大同大学浑源师范分校教案

首先，由于对新的形势、新的环境估计不足，对建国后和平时期文艺工作的新特点研究得不够充分，以至于简单地照搬了战争年代解放区文艺运动的政策、经验和作法，致使文艺工作产生简单化、教条化的毛病。

其次，由于沿用了解放区文艺的作法，因此对毛泽东指明的文艺与生活的关系做出了狭隘的理解，具体说来就是由文艺服务于政治，到文艺服务于政策、服务于当前中心任务，忽略了文艺自身的规律，导致创作中出现公式化、概念化倾向。

再次，由于把解放区文艺作为新中国文学艺术的楷模，相比之下对于国统区的文学艺术成就估计偏低，不能正确对待从国统区出来的广大作家，把他们一概视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再加上文艺队伍中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宗派主义情绪未能清除干净，因此不免影响到作家队伍的团结，影响了一些作家的积极性。

山西大同大学浑源师范分校教案

年，建国后剧本作了修改重新拍摄，编导者希望通过该片“歌颂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迎接文化建设高潮的到来”。1950 年底，随着影片的上映，在全国几大报刊上掀起了一股“武训热”，赞誉之声鹊起。不久，对《武训传》的宜传与赞扬引起了中央有关部门的重视，认为这种情况反映了文化界严重的思想混乱，《文艺报》等刊物组织了文章对《武训传》的思想倾向提出批评。1951 年5 月20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由毛泽东亲白撰写了主要段落的社论《 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 的讨论》，严厉批评《武训传》”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 “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牌膝的能事”, “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社论的发表使“讨论”随即转变为声势浩大的批判运动。为配合运动，《人民日报》 连载了《 武训历史调查记》 ①，有关部门还要求颂扬《武训传》和武训其人的党员干部做出反省。8 月8 日，周扬在《人民日报》上发表长文，以《反人民、反历史的思想和反现实主义的艺术》为题，对《武训传》批判作了总结，判定《 武训传》 “宜传了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终结了任何持不同意见的声音。这场批判运动就其初衷而言，包含了用历史唯物论去认识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积极内涵，但是简单的政治表态和一边倒的批判除了让人感到政治的压力，而不能让人冷静而深人地思考《武训传》 的思想文化内涵，正确地评价《武训传》的得与失，反而开启了用政治斗争方式处理思想文化问题的先例。

与《 武训传》 批判几乎同时进行的是对萧也牧小说创作倾向的批判。萧也牧是从城市来到解放区的作家，又是在建国初期创作颇丰的作家。他解放后进城，在短短一两年间就发表了近10 部中短篇小说，其中《 我们夫妇之间》、《海河边上》等作品被一二十家报刊转载，并改编成电影、话剧、连环画，有些作品还被省市团组织推荐给团员和青年作为思想教育 2011 年

月

日

山西大同大学浑源师范分校教案

材料。1951 年6 月，《 人民日报》 发表的一篇署名文章最先把萦也牧的创作概括为“小资产阶级倾向”，继而《文艺报》 发表署名“李定中”的读者来信，把萧也牧称为“最坏的小资产阶级分子② ”，其理由就是因为作家在《 我们夫妇之间》 中对工农出身的干部给以了’‘丑化”，而抬高了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这种倾向被认为是“对《讲话》 的某种程度的抗拒”，也就是“这些东西，在前年文代会时曾被坚持毛泽东的工农兵方向的口号压下去了，这两年来，他们正在复活，正在嚷叫”。这些尖锐的、上纲上线的批评意见很明显地表现出，不论是题材、主题的选择，还是人物、情节的设置，都不允许越出

山西大同大学浑源师范分校教案

从山东大学毕业的李希凡和蓝翎的质疑与批评，他们写成《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投稿于《 文艺报》 未获答复，后在母校学刊《 文史哲》 发表。此事经中央有关负贵人过问，同年

山西大同大学浑源师范分校教案

C、1955年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这是一场波及面非常广的文字狱。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可以追溯到20 世纪30 年代左冀作家内部的一系列文艺思想论争，只是在当时还仅仅限于正常的理论论争。当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精神传达到国统区以后，论争的性质开始发生了微妙的变化。1948 年在香港出版的《大众文艺丛刊》有组织地发表了多篇文章，对胡风等人的文艺思想和文学创作提出批评，认为胡风一派的主要文艺观点如“主观战斗梢神”、写“精神奴役的创伤”等是背离于《讲话》 精神的。在举行

山西大同大学浑源师范分校教案

想的运动就此展开。为时不到半年，又因为胡风与朋友间的书信往来被披露，而被毛泽东亲自定性为“以伪装出现的反革命分子”。1955 年5 月13 日至6 月10 日《 人民日报》 将胡风等人的私人通信作了摘录，辑成《 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 分三批发表，都加有点明问题性质的序言和按语。至此文艺思想的批判完全转变为组织上的和政治上的对敌斗争，以一场牵连干百人的政治冤狱而告结束。

1980 年9 月，中央发布文件为“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平反；1988 年6 月，中央有关部门又对胡风文艺思想等方面的儿个问题复查，撤销和纠正了以往的一些错误提法。

注：有关的署名文章

          沫若：请依法处理胡风

茅以升：揭下胡风派的骗人外衣 田 间：胡风——阴谋家

侯外庐：胡风——反革命的灰色蛇 冯乃超：伪装应当剥去

曹 禺：胡风，你的主子是谁？ 丰子恺：肃清阴险的反革命分子 赵 丹：我的愤怒已达极点 曹靖华：打蛇——是为了人民的爱 楚图南：暗藏的狼

3、“双百方针”的提出

2011 年

月

日

山西大同大学浑源师范分校教案

1956 年毛泽东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中央开展了整风运动。1956 年4 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在《 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引苏联的经验教训为鉴戒，主张在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确定“双百”方针是发展科学和文化事业的重要方针。5 月初，在最高国务会议

山西大同大学浑源师范分校教案

展；在学术理论上，提倡不同学派、不同观点互相争鸣，自由讨论；在人民内部提倡和鼓励不同意见的发表和争论，发扬学术民主于艺术民主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

在这一方针指引下1956年下半年到1957年上半年文艺界出现了活跃的局面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出现了解放思想独立思考摆脱教条冲破禁区大胆探索的新局面。

秦北阳：《现实主义--关阔的道路》 陈 涌：《关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 钱谷融：《论文学是人性学》 巴 人：《论人情》 钟惦斐：《电影的锣鼓》

这些文章理论联系实际，对文艺与生活，服务对象与描写对象世界观与创作方法文艺工作的领导与尊重文艺的规律继承传统与艺术创新歌颂与暴露以及对人物塑造题材手法风格多样化等长期以来争论不朽的问题进行重新认识表现出积极的探索的精神。

虽然这种百花齐放的局势在50年代中后期只是一个短暂的苗头但它所呈现的文学局面为文学在新时期的复苏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践经验。

4、文艺界的反右运动

1957 年6 月，经毛泽东指示和亲自部署的反击“右派分子”的斗争迅速在全国展开。从“鸣放”到“反右”，整个运动采取的是”引蛇出洞，诱敌深人”式的阶级斗争策略，毛泽东称之为“阳谋”，这是当时大多数文艺工作者和知识分子都难以逆料的。结果是文艺界的形势陡转，创作自由和学术自由被打成资产阶级的反动口号，对教条主义的批判被“同右派 2011 年

月

日

山西大同大学浑源师范分校教案

分子的斗争”所取代，许多文学作品和争鸣文章被打成“大毒草”、“修正主义的文艺观点”，连同冯雪峰、丁玲等在内的一大批批评家、作家被打成“右派分子”。1958 年2 月28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周扬的长文《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对文艺界反右派斗争作了总结。文中将鸣放中的文艺形势描写为“文艺路线上的一场大是大非之争，社会主义文艺路线和反社会主义文艺路线之争”，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在文艺领域内的反映”。文章把“修正主义”文艺观点归纳为三点，即“否定或贬低社会主义文艺的成就，说社会主义文艺不真实，说在我们社会里没有‘创作自由”,，一一给予批判。文艺界开展的反右派斗争全然否定了贯彻“双百”方针、批判教条主义的积极成果，使“左”的思潮进一步蔓延，给新中国的文学艺术事业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

5、“两结合”创作方法的提出和1958年的新民歌运动（文艺浮夸风）

年代后期，由于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中国结束了向苏联“一边倒”的时代，在文学理论方面也考虑用新的提法来取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另一方面，1958 年的“大跃进”运动也要求文学有新的创作方法反映“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时代，于是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了“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以下简称“两结合”》。

“两结合”本不是一个新话题，中国文学理论界早在30 年代初介绍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时候，就用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错综”、‘，交织”、“融合”、“渗透”等词语来表达“两结合”的含义了，而且把这种结合视为“新现实主义”的特征。建国以后，茅盾、周扬等都曾较早地提到了“两结合”，不过作为一个理论主题和“创作方法”则是在1958 年提出的。这一年的3 月22 日，毛泽东在成都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对 2011 年

月

日

山西大同大学浑源师范分校教案

我国新诗发展的道路发表了以下意见：“中国诗的出路，山西大同大学浑源师范分校教案

实、最深刻地表现出这个英雄的时代和这个时代的英雄”。“两结合”作为一个指导性的门号，一直沿用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的一段时间。“两结合”最为极端、刻板的理论形态是从“革命样板戏”的艺术实践中概括出来的“根本任务”论和“三突出”原则。

1958 年的新民歌运动是“两结合”创作方法的一次集中体现。1958年4月《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大规模的收集全国民歌》于是，一个全国性的诗歌运动轰轰烈烈的展开了，各地把创作名歌和收集名歌当作一项政治任务来完成，以搞群众运动的方式来领导这项工作，提出了“人人是诗人，每县出一个郭沫若等”浮夸口号，结果造成标语口号诗的泛滥成灾。

新民歌运动，就其主要方面而言，是当时违背客观规律的浮夸风，灾文艺工作中的恶性表现。

新民歌是从群众中自发产生，经毛泽东大力倡导，各级领导积极组织推动而形成的。新民歌中确有一部分是人民群众采用传统民歌形式抒发的真情实感，格调清新。如《小篷船》、《 月下挖河泥》、《 妹挑担子紧紧追》 等，抒发了农民改变家乡面貌的决心，表达了对党的深情。但是其中更多的则是在“全民办文艺”的口号下，定指标、派任务、放卫星，粗制滥造的产物，带有“大跃进”时期狂热、空想、粉饰、浮夸的印迹。如有的民歌中写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 “玉米稻子密又浓，铺天盖地不透风，黄河上面架桥梁，十辆卡车并排走，火车驶过不晃荡”等豪言壮语就是这种浮夸、虚妄的表现。从总体上说，“大跃进”中的新民歌运动是写中心、写政策同主观主义的狂热冒进的混合物，因此，新民歌当然不能说明“两结合”这一创作方法的正确性。

2011 年

月

日

山西大同大学浑源师范分校教案

作为一股文学思潮，对于“两结合”的倡导是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上被推动的。

从理论批评层面上看，“两结合”的提出确实试图阐说文艺创作中现实与理想、客观与主观的关系，要求将二者结合起来，以反映革命的时代，因此作为一个理论问题是值得探讨的。但是由于左倾思想的影响，对于“两结合”的推崇却有着更直接的现实功利目的，即为丁表现“敢想、敢说、敢干”的英雄主义和“共产主义是天堂”的理想主义。在新民歌和群众文艺运动的基础L 创造“共产主义文艺”，这就产生了一个严重的偏向：它使现实主义精神受到削弱以至退化，助长了文学创作中虚假的理想主义和廉价的乐观主义的盛行。从创作实践层面上看，受时风影响的“两结合”的典型产物还有那些“古今同台”、“神人同台”、“畅想未来”的低劣宜传品，如《十三陵杨想曲》、《红色卫星闹天宫》等。在这些作品中，粉饰生活，矫饰情感，空话、大话、套话连篇，多是虚假的现实与廉价的空想的混合。

1960 年7 月，“两结合”的创作方法在

山西大同大学浑源师范分校教案

时期。1958 年的狂热冒进很快招致了客观规律的惩罚，迫使人们用较为清醒的态度来正视眼前严峻的现实。

1960 年冬，中央决定对各方面的工作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与此同时，文艺政策相应调整，对前些年文艺工作中的一些错误倾向也开始着手清理。周扬、夏衍、林默涵、邵荃麟、张光年等文艺工作负责人在周恩来、陈毅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支持下，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纠正“左”的偏向，给文艺工作带来了新的生机。在此期间，周恩来、陈毅发表了重要讲话，希望发扬民主，改变文艺界的作风，纠正动辄套框子、抓辫子、挖根子、戴帽子、打棍子的“五子登科”的做法，使文艺思想和文艺创作活跃起来。在中央领导同志的关怀下，中宣部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文化部召开的故事片创作会议《即”新侨会议”)，中国剧协召开的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即“广州会议”)，中国作协召开的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即“大连会议”》和中宣部会同文化部主持制定的《文艺八条》 等，都在不同程度上总结汲取了前一阶段文学工作的经验教训，澄清了一些理论是非。

1.1961年6月的新桥会议（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与全国故事片创作座谈会）

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与全国故事片创作座谈会同时在北京召开。周恩来发表了《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文艺工作的经验教训，着重论述了发扬艺术民主，尊重文艺规律，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等问题。提出以下文艺主张：

A、艺术民主该提高，“五子登科”要不得

2011 年

月

日

山西大同大学浑源师范分校教案

套框子，抓辫子，挖根子，戴帽子，打棍子 B、政治问题和思想问题要分开，C、文艺的教育和文艺的娱乐作用不能偏废，D、要正确对待西方文化 E、提高文艺领导人的业务水平

2.广州会议 1962.3（《全国歌剧，话剧，儿童剧的创作会议》）周恩来做了《关于知识分子的报告》，着重阐述了如何正确对待评价知识分子，如何改善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问题。

陈毅也到会讲了话，主要内容是：1）要大胆信任和尊重作家；2）文学作品因描写人民内部矛盾；3）强调尊重作家的民主权利；

广州会议前夕，周恩来于2月17日把在京的话剧、歌剧、儿童剧作家请到中南海，做了一次讲话，号召大家破除迷信，解放思想。5月23日，《人民日报》为纪念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0周年，发表了重要社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

3.大连会议 1962.8（《农村题材小说创作座谈会》）

《农村题材小说创作座谈会》着重研究文艺创作，如何放映人民内部矛盾，如何更好的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问题，理论家邵荃麟与作家赵树立二人联合提出：

A、现实主义要深化，2011 年

月

日

山西大同大学浑源师范分校教案

B、应该要写中间人物

文艺思想的改变和文艺政策的调整首先体现在口号的变更上。从50 年代中期以来，周扬就觉察到，光提“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文艺的工农兵方向”容易造成理解上的片面与狭隘，这一方面表现在“只准许作家描写工农兵，描写先进现象和先进人物①，' ；另一方面则可能割断《 讲话》 以来的工农兵文艺同“五四”新文艺传统的联系。通过建国后头几年的文艺实践，周扬发现上述误解必须澄清，这涉及到要不要‘’五四”新文艺传统的问题。他承认轻视“五四”新文学“和我们讲话讲得不完全有关系《割断传统》，就是‘文艺座谈会以来’，这一来，文艺座谈会以前的都把它‘来’掉了，刀一样一砍，那一刀好厉害，文艺座谈会以前呢？以前是资产阶级。一个‘文艺座谈会以来’，一个‘工农兵’，这本来是好东西，文艺座谈会以来文学艺术有了很大的发展，文学的面貌改变了，可是变成了宗派，实际上不承认‘五四’，„ „ 这种东西可能是我们强调工农兵方向，强调文艺座谈会的作用，产生一种副作用，在很多同志中间形成不知道有‘五四’了，‘五四’的人也不知道有传统”。周扬的这一反省是深切的。为了避免狭隘理解“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口号，周扬开始考虑用新的口号取代原来的提法。1961 年在一次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周扬特别提出，“全国人民都是服务对象”，并解释说：“这一点和延安文艺座谈会时不同，比那时广泛了”。在纪念《 讲话》 发表20 周年时，周扬主持撰写了《人民日报》 社论，响亮地提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的口号，明确强调“以工农兵为主体的全体人民都应当是我们的文艺服务的对象和工作的对象”。社论指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就是最充分地满足人民大众对于文学艺术的需求，文学艺术的多样性和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是一个整体，任何人为限定的主题、题材、人物、创作方 2011 年

月

日

山西大同大学浑源师范分校教案

法、艺术表现形式和艺术风格的做法，都会违背“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的宗旨。这是对《讲话》发表后20 年的文艺实践的经验总结，也正是在这里突破了对“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狭隘理解，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了《讲话》 的原则。

在文艺政策调整时期，还特别提出了题材问题。《文艺报》 1961 年

山西大同大学浑源师范分校教案

材重大与否等同起来，是不符合创作实际的② ”。讨论者们主张：‘· 所有的作家．人人抒写自己所最熟悉的题材”;“谁写什么合适就写什么，不要强求一律”, ' ．大家都拿出自己的一招来，也就百花齐放了”。

题材问题的讨论激活了文艺创作，一批困厄于写重大题材的老作家回到自己熟悉的题材领域写出了新作，不少写“家务事，儿女情”的作品，写“凡人小事”、“芸芸众生”的作品，经过讨论而受到了应有的重视，一些新的题材领域，如历史题材等也日渐活跃，而重大题材的创作在此期间也有新的收获。不过活跃的局面和正确的主张都没能逃过随后而来的“文革”劫难。“文革”初起，《题材向题》 的观点就被概括成“反‘题材决定’论”受到批判，张光年则因此而被扣上“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罪名，直到新时期才得以改正。二、十七年的文学理论论争

1、关于现实主义的论争

本时期文学思潮的主导倾向是文学的思想和艺术规范确立和不断强化的过程。但在此过程中，对文学规范的质疑和修正几乎就没有中断过，它们不时表现为大大小小的文艺论争，并对文学创作产生或明显或潜在的影响。从表面上看，对文学规范的质疑和修正主要产生于对文学发展现状的不满，因此批评的锋芒多指向批评和创作中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以及由此引出的公式化、概念化倾向。但是深人一层看，对若于重要理论原则和文学规范的质疑正来自于对“五四”新文学精神及其人道主义、现实主义传统的真正继承。正是由于上述原因，促使许多作家、批评家竭尽自己的努力，对背离“五四”新文学精神的文学规范一再提出质疑和加以修正。本时期的文学论争较多，这里主要评述关于现实主义的论争，关于人性、2011 年

月

日

山西大同大学浑源师范分校教案

人道主义的论争，关于人物塑造的论争。关于现实主义，在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批评中一直存在着各式各样的理解，这些理解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和冲突，其焦点就在于：是坚持从文学创作的特点和规律出发来发扬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还是从理论教条出发把种种清规戒律强加给文学创作。随着革命现实主义走向独尊和出现变异，关于现实主义的论争也日趋尖锐。在本时期关于现实主义的理论论争表现较为集中和激烈的有三次：建国初期胡风有关“写真实”的主张、1957 年前后秦兆阳关于“现实主义― 广阔的道路”的见解、60 年代初期邵荃麟提出的“现实主义深化”论。

胡风是跨越中国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两个阶段的有代表性的文学理论批评家，在长期的批评实践和文艺论争中，胡风系统地形成和发展了自己的文艺思想和理论，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其核心就是现实主义。胡风认为，“现实主义的中心问题是‘写真实’”。他所说的“写真实”包含两个相互渗透的侧面：一是真实的生活写照，二是真实的休验传达。从前者出发，他提出革命文艺要不断揭示民众中的“精神奴役的创伤”。他认为，“精神奴役的创伤底活生生的一鳞波动，是封建主义旧中国全部存在底一个力点，它通过千千万万的脉络和细微色度向一切中国人联系着”。胡风指出，这是遭受封建主义奴役几千年的中国社会和中国民众的普遍的真实，是任何现实主义作家都不应当回避的。他的这个看法显然同

山西大同大学浑源师范分校教案

高扬“主观战斗精神”，揭示“精神奴役的创伤”构成了“写真实”的内核，是胡风文艺思想，亦即他的现实主义主张的核心。他的这一现实主义主张针对的是造成现实主义变异的两种倾向：主观公式主义和客观主义。主观公式主义是指那些从“固定的抽象观念”和“标语口号”出发，“把生活弄成死板的模型，干燥的图案”的创作倾向，即种种公式化概念化的创作倾向；客观主义是指那些缺乏深切的体会和理解，仅限于对于现实作局部的和表面的描写的创作倾向。在他看来，这两种倾向都是造成现实主义退化的原因。他认为，建国以来，这些倾向非但没有克服，反而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他把这些庸俗社会学的理论概括为放在读者和作家头上的“五把‘理论’刀子”，它们是：

作家要从事创作实践，非得首先具有完关无缺的共产主义世界观不可； 只有工农兵的生活才算生活；日常生活不是生活； 只有思想改造好了才能创作； 只有过去的形式才算民族形式，题材有重要与否之分，题材能决定作品的价位。

胡风激愤地发问：“在这五道刀光的笼罩之下，还有什么现实主义，还有什么创作实践可言？”胡风的上述意见虽有偏颇和值得商榷之处，还有什么作家与现实的结合，但确实是对背离现实主义的某些理论观点和创作倾向的有力针眨。

胡风的文艺思想和现实主义主张从40 年代以来就受到许多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的尖锐批判，建国后，批判的锋芒有增无减，直至将胡风及其同人打成反革命集团，以造成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

山西大同大学浑源师范分校教案

1956 年，苏联文学界、理论界在批判斯大林的错误的背景下展开了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论争，这场论争影响到中国文学界。这一时期，在贯彻“双百”方针的良好气氛中，秦兆阳、陈涌、周勃、刘绍棠等人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提出了质疑，其中以秦兆阳《即何直》的《现实主义― 广阔的道路》最有代表性①。

秦兆阳是循着自下而上的理论路线来考虑现实主义问题的。他在文章的一开头就指明：“文学的现实主义，不是任何人所定的法律，它是在文学艺术实践中所形成、所遵循的一种法则。”因此，秦兆阳的文章一方面强调现实主义的广阔性来反对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独尊，一方面强调真实性来反对现实主义的蜕变。就广阔性而言，秦兆阳指出，现实主义给作家提供了发挥创造性的广阔天地，不应当用教条主义的清规戒律来限制现实主义的发展。他所说的现实主义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同，是一个相当宽泛的概念。因此他说：“现实主义文学既是以整个现实生活以及整个文学艺术的特征为其耕耘的园地，那么现实生活有多么广阔，它所提供的源泉有多么丰富，人们认识现实的能力和艺术描写的能力能够达到什么样的程度，现实主义文学的视野、道路、内容、风格，就可能达到多么广阔，多么丰富。”就真实性而言，秦兆阳认为，真实性是现实主义的生命，只要具有“艺术真实性”的作品都可以纳人现实主义的范畴中。他针对着公式化概念化的弊病，指出艺术的真实性不是来自于抽象的思想、观念、教条中，而来自于“作者忠实于客观真实并充分地表现了客观真实”, “现实主义文学的思想性和倾向性，是生存于它的真实性和艺术性的血肉之中的”。

从上述基本见解出发，秦兆阳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论阐释提出了以下质疑：

山西大同大学浑源师范分校教案

外，不应另外要求“结合”“社会主义精神”, “那结果，就很可能使得文学作品脱离客观真实，甚至成为某种政治概念的传声筒”。

山西大同大学浑源师范分校教案

别是在1962 年的“大连会议”上，发表了关于“现实主义深化”的意见。邵荃麟的“现实主义深化”是针对前几年倡导“两结合”所导致的浮夸风和公式化概念化倾向而提出的，是在肯定“两结合”的前提下对理论和创作中存在的偏差所作的矫正。他提出的“现实主义深化”论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山西大同大学浑源师范分校教案

由于“现实主义深化”的主张涉及到“两结合”等原则规范，因此邵荃麟在大连会议上的“内部讲话”在当时没有公开发表，但其精神却通过不同渠道和方式传播开来。大连会议后，康濯发表了与邵荃麟相似的意见，他指出，“两结合”的创作原则“其基础自然是植根于现实生活。因而这当中的现实主义的一面，就不能不构成了整个创作原则中的主要内容”。“革命浪漫主义如果离开了现实生活的基础，其革命性必将显得浮泛和空虚，也必将无从获得艺术的说服力。”他批评近年间的有些作品“或许是因为对浪漫主义有点追求过切，以至于在某些方面可能还根基不太厚，其革命性便也显得不会是十分牢固似的”, “整个地比一比，这其中强烈的现实性似乎要稍逊于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