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京津冀一体化下中央行政区

解放初，中央政府曾经考虑在京西三里河建设相对集中的中央行政办公区。现在的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与兵器工业集团公司等大屋顶式办公楼，实际上都属于规划中新办公区的一部分。但非常可惜，该建设规划因故中断，结果一延数十年，国家部委散布全城，至今缺少集中便利的中央行政办公区。如今的京津冀一体化，为解决这个历史遗留问题，提供了宝贵的契机，有可能在更加广阔的空间内选址建设新的中央行政区。

择址集中建设

中央行政区的7个理由

世界上的很多困局，通过转变思路走出。红军转战至湖南通道，如果不转变思路，西入贵州，而是坚持北上湘西，危局必成死局。眼下时常雾霾笼罩、车辆拥堵的首都北京，如果不转变思路，人居环境和办公环境都难以从根本上改善。实事求是，摆脱惯性思维，敞开心扉，以利市民，利京官，利办事各地，利驻华使节的四利理念，从战略层面进行思考，不难看出择址建设中央行政新区的多种理由。

（一）择址集中建设中央行政办公区，是迁址不是迁都。北京作为我国的首都，即政治与文化中心，绝对不宜变更。在保持首都北京政治文化中心地位不变的大前提下，为了改善中央办公环境，有利于市民，中央行政办公区完全可以择址新建。在京津冀一体化的新概念下，于京畿之内，选择任何地块建设新的中央行政区，都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迁都。换言之，以北京为依托，即使在河北某处借地新建中央集中办公区，也可以说是一片属于首都北京的中央行政特区。

（二）高铁支持中央行政区迁址而不迁都。如果仅有京津冀一体化的新概念，而没有高铁“缩地”的硬件支持，从北京核心城区到中央行政特区需要较长时间，那么，距离感还是会给人带来迁都感。有了高铁支撑，情况则大不相同。按照北京人的交通时间观念，只要路上时间不超过1小时，人们就会觉得没有离开北京，似乎还在五环以内。

（三）减少流动人口，缓解交通堵塞。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中央党政军机关散布于北京城区之内，各地来京办事的人员与车辆，川流不息，无疑是加剧北京交通紧张的一个重要因素。中央行政区离开喧嚣的北京核心城区，迁往百公里之外的某一新址，对于缓解北京的交通堵塞问题，显然是釜底抽薪的有益举措。

（四）有助于改善北京空气质量，施惠市民。中央行政机构搬离时常被雾霾笼罩的北京城区，降低首都核心区域的人口密度，相应扩大公园与绿地面积，减少往来车辆，无疑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市区空气质量，有益于市民身体健康。

（五）改善国家机关办公条件，提高中央政府办事效率。选择有山有水、负离子多、人口稀少的地方，集中建设新的中央行政特区，可以显著改善国家机关的办公条件，提高中央政府的办事效率，同时便于地方党政人员到中央请示汇报工作，外国驻华使馆也能从中受益。

（六）行政功能突出，工作生活设施一流。由于有首都北京为依托，在新建的中央行政区内，不仅无需发展产业，而且不必单设高等院校与大型医院等文教卫生机构。如有需要，相关的顶级专家，都可从北京很快赶到。但新区内的街道车站、行政大楼、公寓住宅、中小医院、幼儿园、中小学、图书馆、体育馆、公园广场和购物超市等工作生活设施，则应当建成世界一流的。

（七）凭借后发优势，可以领先全球。一张白纸，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刚刚开始探讨，理应后来居上。只要选址得当，理念先进，再加博采众长，精心设计，我国新的中央行政区，一定会超越美国的华盛顿特区，建设成为全世界最亮丽、最便利的大国行政中心。

万事皆有利与弊，中央机关与国家部委集中迁往新址，对北京市难免产生一些不利影响。但各种可能的不利因素都加起来，也很难超过上述7项好处。因而总地说，以首都北京为依托，选择适当地址，集中建设新的中央行政区，利大于弊，值得进一步探讨。

中央行政新区

选址的6个条件

（一）中央行政区距离首都北京核心城区的距离，宜在100~300公里之间，高铁运行20~60分钟之内。这样就可避害趋利，既远离闹市喧嚣，又尽用北京城区的各种资源。

（二）中央行政区选址的大致方向，宜在北京城区西南、太行山东麓。比起北京城区，在遇到战争时，这样的方位，易于进退，便于转移周旋，保证首脑机关安全。

（三）中央行政区选址的可征地面积，宜在40~60平方公里之间，以便远期最多能够容纳30万~40万人口。

（四）中央行政区选址的地形地貌，必须有山有水，有起伏的丘陵，有丛林果树，但不要有大面积的平坦耕地。这样就可避免毁坏宝贵的良田，尽量利用不宜耕土地，同时又可借用自然景观，易于筑造人工园林与防空设施。

（五）中央行政区选址的现有居民应当较少，新区建设完全可以吸纳他们，不必考虑向外地移民的问题。

（六）中央行政区选址的现有交通条件可以相当落后，新区建设完全能够在空地上打造出世界上最先进、最完善、最便捷的立体交通体系。

对中央行政区

建设格局的5点构想

（一）中央各部门办公楼及国家元首官邸，应当分布于中央行政广场周边，便于彼此联络。为此，中央行政广场需要足够大，足够漂亮。各部门办公楼的楼顶，坚固平坦，能够起降直升飞机。

（二）中央行政广场的地下，应当建有多层宽敞的轨道交通枢纽，既有自由上升到广场四周地面的步梯与直梯，又有安装着传输带的设卡通道，通向各部门办公楼与行政公寓区。广场地上的椭圆形中心，应当平坦空荡，便于起降直升飞机。广场周围环绕宽阔的机动车道，连通各部门办公楼的地下停车场。

（三）从外侧环绕中央各部门办公楼的部门首长官邸和行政公寓，形成环形高档廉租行政公寓区。在公寓区与办公区组成的整个环状生活工作区地面上，没有机动车道，只有步行小路，树荫如盖，鸟语花香。在生活工作区的地下，建有多层停车场和宽阔的机动车道，直通从外侧环绕行政公寓区的一环内外辅路。

（四）在一环与二环之间，建设商品房及幼儿园、中小学、图书馆、体育馆、公园、医院、餐馆、酒店、理发店、菜市场、购物超市等公共与商业服务设施。二环之外，可以适当发展物流、娱乐、休闲、观光果园和采摘农场等产业，严禁不必要的产业进入。

（五）按照中央行政区远期发展40万人口的城镇规模测算，二环以内的总用地面积应考虑为50~60平方公里。其中：中央行政广场大约用地1平方公里，行政办公生活区大约用地19平方公里，公共与商业服务区大约用地30~40平方公里。二环之外的产业区域，不划入中央行政区的建设用地范围。

建设中央行政新区

将产生的3大利好

（一）强劲推动京津冀一体化的发展进程。中央行政新区建在北京核心城区西南百公里之外的地方，会立即坐实京津冀一体化的概念，使全国人民乃至全世界都把整个河北省视为我国的京畿地区。这无疑会极大促进河北省的产业升级，显著加速京津冀一体化的实际发展进程，让我国的第三增长极迅速崛起。

（二）普遍提升全国城市的建设水平。采用现代技术，依据现代理念，新建一片中央行政办公区，形成一座常住人口中等规模的高度现代化新城，这无疑会在市政设施建设方面，为全国城市提供一个可资借鉴的范例。这一示范效应将给我国的新型城镇化注入新的活力，让城市更加宜居，从而普遍提升21世纪的城市建设新水平。

（三）必定带来显著的政治利好。远离北京核心城区百公里以上择址集中建设中央行政新区的最大好处，不是经济方面，而在政治领域。从政治角度看，集中的中央行政新区，便于中央机构之间的风气比较，会带来新气象、新作风，有助于简政放权。在中央行政新区内，为使现职官员能够就近居住，保证步行上下班，一环之内的行政公寓，只可租用，不能出售给私人。部委官员调离现职或者退休，都要退出所租公寓，租用新职所在单位的公寓或退居自家房产。这样自然

就会增强中央部委官员的公务员意识，显著提高行政效率和透明度。上行下效，如此作法与风气传播到各地，有助于在全国范围加快实现政治清明。

第二篇：浅谈京津冀一体化

京津冀—时代的步伐，协同的发展

“打破一亩三分地” 打破三方独立，紧跟时代步伐，协同发展共创未来。

据财经网报道，2014年3月19日上午10点多，一则河北保定被定为“政治副中心”的传闻横空出世，不到1个小时后，沪深股市中十几只股票涨停—它们都与保定有关。当日上午，河北板块股票的整体走势在所有板块中赢得头筹。

这一“惊天动地”级别的传闻，能快速撬动市场，与刚刚不久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一番讲话离不开。此前的2月26日，习近平强调京津冀要抱团发展，要自觉打破自家一亩三分地思维定式，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

3月2日北京市委十一届五次全会上，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在传达总书记考察北京讲话精神时，提出要推动京津冀医教等公共资源共建共享，控制中心城人口，打造新型首都经济圈。在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上，要自觉打破自家“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势，跳出北京看北京，着力推动三地经济继续朝着目标同向、措施一体、作用互补、利益相连的路子走下去，着力打造现代化的新型首都经济圈。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保定被定为“政治副中心”的传闻竟然拉动了当天的股市。此则消息随后被发改委和保定市政府澄清，属于媒体误传。然而，京津冀的话题又进入了人们的视野。京津冀协同发展为何呼喊了多年，至今不见实质性进展？世界上离得最近的两个大都市—北京和天津之间为何没有形成人们想象中的和谐发展、相得益彰、各有特色的发展关系？为何环绕着北京城和天津城的河北至今还存在着大面积的贫困带？

那么让我们查阅近十年来相关各方出台的政府工作报告、规划，以及相关各方负责人的讲话材料、媒体报道等，我们不难发现相关各方表面上看似在协同发展，实际上各个层面都在进行利益博弈，京津冀各怀打算，以至于协同发展的效果十分不明显。

一、根据经济政策的出台总结历史线索

1.发起、实际成效（1986-2003）

主题：环渤海、市长联席会

如果算上早远的1986年，时任天津市市长李瑞环倡导环渤海地区15个城市共同发起环渤海地区市长联席会。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话题则已持续争论近30年。

矛盾的原因

北京、天津之间各有用心。天津市把自己定位为北方经济中心，希望体现自己在环渤海经济发展中的核心地位。北京市则喜欢“首都经济圈”、都市经济圈的规划和实施，不使用“京津冀一体化”概念，在此基础上，愿意与天津市、河北省共同协作治理雾霾等突出问题。

显然，天津市和北京市都想在经济发展中占据核心位置，造成了二者之间的理念冲突、利益冲突，使得所谓的京津冀协同发展举步维艰。

与京津相比，河北省则在每个方面都表达了积极参与的信息，不争核心地位，只求借势发展，心情最为迫切，只可惜自己做不了京津的主，而在苦苦等待。

在京津竞争、河北苦等的过程中，国家层面是愿意推进京津冀协作发展的，国务院及其职能部门国家发改委做了不少规划方面的准备工作。只可惜，编制了几个版本的规划，几度更改，至今仍未能出台一个完整详细的版本。其中的艰难和利益纠葛可见一斑。从2004年到2014年，历经10年，国务院及国家发改委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方面做了不少工作，最后把“环渤海”、“京津冀一体化”、“首都经济区”等概念都吸收到了规划、报告之中，力求在顶层设计中体现三方共识，兼顾三方利益。当然，在这10年中，京津冀都在积极向上争取自己的利益，都在进行区域规划、政策博弈，才有了一个/

3最后三方利益都兼顾的局面。

2.全面启动和实践（2004-2009）

据网易新闻报道，结合相关新闻的整理，我们可以找到这样的一条时间线索：

2004年2月，国家发改委召集京津冀三省份发改部门在廊坊召开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研讨会，达成“廊坊共识”。

2004年6月，环渤海合作机制会议在廊坊举行。会议草拟了《环渤海区域合作框架协议》。这标志着环渤海地区合作机制已从构想、探索进入到全面启动和实践阶段。

2005年1月，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规划提出，积极推进环渤海地区的经济合作与协调发展，加强京津冀地区的协调发展，要基本形成以北京、天津为中心的“两小时交通圈”。

2005年6月，国家发改委在唐山市召开“京津冀区域规划工作座谈会”。

2008年2月，“第一次京津冀发改委区域工作联席会”召开。京津冀发改委共同签署了《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发改委建立“促进京津冀都市圈发展协调沟通机制”的意见》。经和讯新闻整理，浅谈“廊坊共识”十年徘徊

2004年2月12日，在国家发改委的主持下，京津冀有关城市的负责人第一次在河北省廊坊市召开“碰头会”，并就推进京津冀经济一体化的一些原则问题达成“廊坊共识”。然而，十年当中，“共识”变成了传说，各方分歧依旧，京津冀经济一体化始终徘徊不前。

《京津冀都市圈区域规划》的编制意味着京津冀三地合作开始从务虚转为务实。然而谁也没有想到，这一规划成为了史上“最难编制的区域规划”。“国家发改委原本要求在‘十一五’期间拿出规划，结果到了‘十一五’末也没能拿出来，到现在则干脆就不提这个规划了。”谈起这些，河北省一位相关专家颇有一些无奈。

河北省最初希望京津冀一体化能从环境开始破题。于是，河北方面率先抛出了“京津冀环境一体化体系”的概念，这一体系主要是指森林生态、水资源等外溢性、公益性资源的共享共建，也就是用资源补偿的形式让京津对河北进行经济辐射、带动。

北京市有关方面也承认，张家口为保护北京的生态环境作出了巨大牺牲。“遗憾的是，北京在补偿方面做得并不够。”前述怀来县官员说。在他们看来，水源地为保护北京牺牲了自己的发展机会，北京应该认真考虑对水源地的补偿问题。

（在怀来县城所在地沙城周边，到处都可以看见葡萄园，当地人说，由于地处半干旱地区，种植玉米等作物基本难有收成。尽管县城之外几公里就是官厅水库，但早在几十年前这里的农民就被告知，他们不能使用这些水。）

3.加速推进（2010-至今）

2011年，国家发改委启动首都经济圈的规划和编制工作，在2012年的区域规划审批计划当中，首都经济圈的发展规划更是位居首位，但进展一直较慢。

2011年3月，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发布，提出“打造首都经济圈”。“京津冀一体化”、“首都经济圈”的概念写入国家“十二五”规划，成为国家战略。/

32011年12月1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杜鹰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现在看来，京津冀地区的规划工作还没有完全做到位。”

2014年3月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加强环渤海及京津冀地区经济协作。这是自2004年提出京津冀都市圈以来，“京津冀”作为一个词组第一次在中国总理的政府报告中出现。

二、京津冀协同发展瓶颈的解决就在这个时候，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出面讲话了。2014年2月26日，习近平在北京主持召开座谈会，专题听取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汇报时强调，努力实现京津冀一体化发展，自觉打破自家“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式，抱成团朝着顶层设计的目标一起做，同时提出了7点要求，其中要“把交通一体化作为先行领域”作为具体规划实施的突破口。对于北京市的发展，习近平于2014年2月25日在北京考察时的讲话中指出，北京要明确城市战略定位，坚持和强化首都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的核心功能，要调整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优化三次产业结构，优化产业特别是工业项目选择，突出高端化、服务化、集聚化、融合化、低碳化，有效控制人口规模，增强区域人口均衡分布，促进区域均衡发展。

在这些要求中，北京的“经济中心”概念不见了，而且要把一些产业功能分离出去，说明北京要在京津冀政策规划中作出经济方面、产业功能、社会功能方面的让步。这也暗合了天津方面的心意。

2007年，时任天津市市长的戴相龙(他成功推动了津京城际高速铁路的修成。)在人民日报上撰文《天津从渤海走向全球》称，天津要参与和推进京津冀都市圈的规划建设。北京市是祖国的首都，全国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是世界著名的古都和现代国际城市。天津是环渤海地区的经济中心。

言下之意，可能预示着天津作为京津冀地区经济中心的地位，毕竟天津有海港码头、航空港口，有经济发展的地理优势条件。同时，河北省也可以承接北京市产业转移、人口转移中的一些功能，从而可以获得一些盼望已久的历史机遇。从这个角度看，河北省保定市作为“政治副中心”的传闻也有一定的政策依据。

在国家高层的严格要求下，京津冀协同发展有了破题的可能，这也反映出中国区域协同发展的特色。当然，国家高层的重视也不是无缘无故的。多年来，北京市的交通拥堵、人口过多、创新能力不强、区域功能配套严重不均衡、雾霾问题严重、生态恶化、房价过高、水土资源短缺、外来务工人员幸福指数低，京津冀协同发展进展缓慢，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之外的第三个经济增长极的经济总量仅占全国经济总量的约10%，等等问题，都倒逼京津冀三方改变观念，突破制度与体制障碍，着力向着协同发展、产业互助、错位发展的方向努力。

根据发改委官员透露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规划上半年有望出台，这次有中央这个大家长出 面，京津冀的合作没准能推前一步。

在现有的中国政策模式下，可能还是需要国家层面设置一个权威机构，协调京津冀三方的关系，督促三方落实具体规划措施，否则，再有好的意愿、好的口号，一旦遇到利益冲突，可能还是会停下来，或者以各种理由减慢前行脚步。/ 3

第三篇：京津冀一体化摆脱行政区模式 走经济区路径(2014.3.26)

京津冀一体化:摆脱“行政区”模式 走“经济区”路径 实现京津冀一体化发展虽然是个老话题,但这次提出京津冀一体化协同发展与前几次最大的不同在于顶层设计。有观点认为，目前一体化水平低于其他经济圈的深层原因在于本地区市场化程度和水平偏低,始终没有走出“行政区”掣肘,形成“经济区”发展的模式和路径,导致逐渐形成结构锁定和利益固化。实践证明,单纯通过行政区的地方或部门去推动难以形成区域协调发展的合力,推动区域一体化发展须从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入手。

京津冀一体化:老话题新机遇

“京津冀一体化”、“首都经济圈”的概念,已经在2011年写入国家“十二五”规划,成为国家战略。这次总书记在听取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汇报时强调,努力实现京津冀一体化发展,自觉打破自家“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式,抱成团朝着顶层设计的目标一起做。这意味着京津冀三省市已经成为“政策共同体”。

天津社会科学院城市经济所所长,研究员,经济学博士蔡玉生认为,这次提出京津冀一体化协同发展与前几次最大的不同在于顶层设计。从总书记的若干重要讲话到总理的工作报告,都将京津冀一体化发展放到了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通过利益关系的整合而非行政性强制干预,实现京津冀区域内创新链和产业价值链在区域内的闭合,将北京的科技创新优势、天津的高端制造业优势以及河北的腹地优势结合起来,构建完善的产业创新链或价值链,推动成为区域内城市或产业聚集区的整体优势。

区域一体化:政府需要从要素流动与融合上下功夫

天津社会科学院城市经济所所长,研究员,经济学博士蔡玉生(胜)表示,区域一体化发展本质上就是要素的充分流动与融合,应大力推动区域交通路网体系的快捷通达,推动建立统一开放的京津冀人才、科技、资本等要素市场,打破地域分割、人员分类的传统管理

体制,建立相互贯通的市场体系。

全国政协委员、河北省农林科学院副院长王海波向中国经济网记者表示,京津冀之间的合作发展推进缓慢的原因有大家对三地间的合作认识中存在着本位主义。过分拘泥于行政划分,而没有把自己放在一个域里来考虑。“所谓一个域就是同一条船上,只有这条船健康远航,三家才是安全的。经济发展也是这样,涉及到经济社会发展,都要来考虑。”他最后说。

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工商联常委、天津大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占通表示,实现京津冀一体化可提高资金的运行效率,方便结算。李占通认为,从企业的角度来看,京津冀一体化将包括金融之间的协同发展,而现在京津冀金融上不一体化结算就不方便,“比如说北京资金富裕,河北缺钱,天津缺钱,但他流过来很难,造成这边富裕,那边短缺,一体化后就可以匀着用。”

京津冀一体化发展:充分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

河北省林业厅副厅长、民革界别的政协委员沈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政府之力毕竟是外力,京津冀一体化发展最终还要靠市场之手。对于如何破解区域发展中存在的障碍以构建长效体制机制,沈瑾提出四项具体建议。一是建立京津冀区域预算基金资助公共产品建设。建议建立京津冀区域“共同财政预算”。区域共同预算需要设置收入来源和共同支出目标。

二是发挥税收在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调控功能。涉及到区域经济合作与发展的项目,应实行税收鼓励措施。调动区域合作的积极性,促进生产要素在区域内实现自由流动。

三是实施区域内横向财政转移支付。建议建立京津冀地方政府横向财政转移支付机制,由共同预算机构具体负责协调与监督。四是创新地方税收征管体系。在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是否可以让京津冀区域的地方政府联合起来,建立有利于一体化发展的地方税体系,下放地方税的立法权限,由地方进行协调.然后通过转移支付协调地方之间的利益,以推动京津冀三方的经济合作。

第四篇：京津冀一体化研究报告

京津冀一体化研究报告

京津冀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