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改革开放之世说新语

改革开放之世说新语

改革开放世说新语之决断

陶短房编

卖粮状元要求国家奖售一辆自行车

改革开放之初，自行车是凭工业票才能买到的紧俏货。1981年8月，湖北省应城县杨河公社大堰大队生产队长、“售粮状元”杨小运提出，自己超卖10000斤公粮给国家，而国家“奖售”1辆“永久”28寸加重自行车给自己。“大包干”推行不久，“跟国家讲条件”还是件很敏感的事。

9月18日，《人民日报》将刊发有关杨小运报道，从而掀起全国范围内的热烈讨论，并引起上海自行车厂的积极响应。10月9日，上海自行车厂厂长王元昌带领由工厂技术员、上海媒体记者等8人组成的送车队，来到应城。杨小运终于如愿以偿。

如今看来很平常的决断，在当年却是颇有勇气的：承认多劳多得者可以和政府“讨价还价”，是要突破很多看得见、看不见的条条框框。

邓小平伸出一个手指裁军100万

1984年11月1日，在国庆35周年阅兵一个月之后，中央军委召开座谈会，邓小平提出要大裁军。当时军队机构臃肿，每个军区的领导班子有十几名二十名之多，邓小平幽默地说：“打麻将都得凑好几桌”。邓小平表示了裁军的决心：“裁军是个得罪人的事，我来得罪吧，不把矛盾交给新的中央军委主席”。

1985年6月4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会上，邓小平作重要讲话。当邓小平伸出一个手指，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裁减100万时，新华社摄影记者吴森辉立即按下了快门，纪录了这一瞬间。

其后，国外及港澳一些报刊以整版篇幅刊登了这张照片。

首都机场裸画**

1979年10月，由张仃、袁运甫、袁运生等艺术家创作的大型壁画群，在首都机场创作完成。其中，袁运生的作品《泼水节——生命的赞歌》，画面中出现了三位裸体沐浴的傣族少女。

时任首都机场建设总指挥的李瑞环知道后，让人把门先暂时用纸糊了一下，等邓小平看完了再说。邓小平看了这幅画说：“为什么有人反对画人体啊，这有什么好反对的。”陪同邓小平参观壁画的王震说：“这是科学。”李先念说：“中国有的人就是少见多怪。”

1979年底，关于此画争议以民族矛盾的形式出现。时任美协副主席华君武主持开了一个现场批判会。1980年，此事又惊动高层，周扬、胡乔木等很多人都参与了进来。王任重约见袁运生，提议临时用一块布遮一下。1980年，有关方面为裸女加了个纱帘，1982年用三合板挡上。1990年9月，北京亚运会前夕，首都机场就此事找到袁运甫。其时，争议已经成为过去，在袁运甫坚持之下，此画方终于去除一切遮挡，重见天日。

首都机场裸画甫一问世，即引起了霍英东的注意。在改革开放之初，他把此画当作对外开放政策的一个风向标。

被放出的“星星”画家

1983年，一名中国女性踏出劳教所大门，并很快拿到了护照，动身前往法国巴黎，和其未来的法国籍丈夫团聚。她是名噪一时“星星画会”的成员、崭露头角的女画家李爽。

两年前的11月，李爽和其未婚夫、法国外交官白天祥在北京外交公寓同居，结果被“抓现行”，以有损国家尊严的罪名被捕，并很快被判劳动教养两年。这一在当时中国很少会引起争议的判决，却在法国乃至西方世界引起轩然大波，“隔空打牛”、各说各话的“争论”维持了近两年，最终这一普通的涉外事件竟上升到国家最高层面，1983年来访的法国总统密特朗，竟郑重其事为李爽求情。

按照当时中国人的思维定式，这种事是“见不得人”的，应该讳莫如深，惟恐人知才对，如今竟弄到外交台面，搞得举世皆知，实在是很尴尬的一件事。最终，中国最高领导人亲自决断：放人。

李瑞环拍板中国第一次跨国收购

1985年，法国一家名叫鲍克耐希的冰箱制造企业破产，并寻求整体出售，消息反馈到当年城市体制改革的先驱——天津市，时任市长的李瑞环迅速拍板：收购。当年12月，天津方面派出的专人抵达法国进行生产线整体拆卸，1年后的1986年12月26日，李瑞环亲自启动已安装到天津电冰箱总厂的生产线，由整体收购的外国生产线上，生产出民族品牌的“可耐牌”电冰箱。1989年3月，“可耐”在东德莱比锡博览会上荣获金奖，成为第一个获得国际金牌的中国冰箱产品。

“可耐”品牌本身已在90年代初的一次并购中，被通用电气收购、雪藏，当年的成果貌似已不复存在。其时，资本运作尚属天方夜谭，中外经济合作还在“摸着石头过河”，1985年全中国外汇储备仅26.44亿美元。

四老全退，三老半退

党的十三大召开之前，1986年夏天，为了进一步推动干部年轻化，中央内部提出了老同志全部退下来的方案。

邓小平提出来，十三大上，他也全退。王震受中央委托征求老帅聂荣臻意见。聂荣臻沉默良久，说道：“我认为，现在是过渡期，局面还不稳，小平暂时还不能全退，他可以不参加常委会。他全退了，不当军委主席，一旦有事，怎么号令全军？只有他能镇得住，他在，军队就不会乱。所以，小平还不能全退。”

聂荣臻的这个意见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中央决定十三大上，“四老全退，三老半退”，“四老”是指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邓颖超，“三老”是指邓小平、陈云、李先念。

发表小平南巡讲话

1992年1月18日到23日，邓小平“南巡”至深圳。其间，深圳特区报副总编辑陈锡添都一直在小平同志身边。尽管上边已经打招呼对小平此行“不题词、不接见、不报道”。陈锡添感觉老人家不像是来度假的，好多话不吐不快，虽是聊天的形式，但没有一句话是闲话，谈话的内容很多，针对性、指导性很强。陈锡添觉得总有发表的机会，所以采访很细。

陈锡添从1月到3月初，一直在整理材料，没动笔。其间，多家媒体找到陈锡添，让他写好稿子，发在他们那里，并愿意承担一切风险。陈锡添都没同意。

直到3月22日，《南方日报》发了篇《邓小平在先科人中间》，陈锡添着了急。得知文章发表请示过谢非，陈锡添22日中午开始写，24日下午完稿。第二天，陈锡添和特区报社长一块儿去找时任深圳市宣传部部长杨广慧，杨说：“发吧！稿子我就不看了，你们自己把关，但要注意把小平同志写成人，不要写成„神‟。”

1992年3月26日，《东方风来满眼春》在《深圳特区报》头版头条位置刊出。稿子发表那天晚上，陈锡添一宿没睡。

红山口会议

由于中国足球长期冲不出亚洲，90年代“向改革要成绩”成为上下一致的共识。为此中国足协决定开会讨论中国足球的改革问题。时任八一足球队领队李富胜得知消息后，专门来到足协要求承办本次会议，最终安排在了位于北京红山口的八一体工大队内召开。

1992年6月22日至27日，全国足球工作会议在北京红山口召开。李铁映接见会议代表时说：“这次足球会议叫„红山口会议‟，能不能成为我国足球事业上的转折呢？那就看足球界的努力了……我认为，中国足球界从思想观点到各项制度，要有大的改革，没有大动作不会有大进步。”

这次会议确认了中国足球成为中国体育改革的突破口和试点，并最终确定了以职业化为足球改革的方向。1994年，全新包装的中国足球甲A联赛以“职业联赛”的面目出现，并迅速改变了足球看台门可罗雀的现象，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为期数年的足球热潮。红山口会议亦被誉为中国足球的“遵义会议”。

中国入世谈判

1986年7月11日，中国政府正式提出“入关”，谈判历经数年未果。1995年1月，WTO取代关贸总协定；同年，中方决定申请“入世”。

江泽民给“入世”谈判确定了三条原则：

一、WTO没有中国参与是不完整的；

二、中国必须作为发展中国家加入；

三、坚持权利和义务的平衡。

中美谈判是最艰难的一环。1999年11月，中美只剩7个问题无法达成共识。在中美双方准备“后事”时，朱镕基“板着脸孔”对大家说：“今天一定要签协议，不能让美国人跑了，我跟他们谈。”当美国人抛出前三个问题，朱镕基都只有一个回答：“我同意”。龙永图着急了，不断给朱镕基递条子。朱镕基一拍桌子说：“龙永图，你不要再递条子了。”当美方抛出第四个问题时，朱镕基说：“后面四个问题你们让步吧，如果你们让步我们就签字”。美方五分钟后同意了中方意见。

2001年11月11日，中国成为WTO第143个成员国。

龙永图认为，15年的谈判无非谈了8个字：一是“市场经济”，二是“开放市场”。

废止收容遣送

2003年3月17日晚，刚在广州找到工作的外地大学生孙志刚出门上网，因未携带身份证和暂住证，被广州方面强行收容。3天后，孙在广州收容人员救治站非正常死亡。案件经媒体报道后，引起舆论极大关注。

事发50多天后，青年法律学者许志永等以公民身份向全国人大常委会要求对收容遣送办法进行违宪审查。其后，贺卫方等5位学者再次联名上书，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孙志刚案及收容遣送制度实施状况，启动特别调查程序。法律学者们当时的想法是，“利用两年的时间，各界合力逼退这一法律。”

事情进展出乎所有人的意料。6月16日下午，北京大学行政法教授姜明安等5位法律专家，受国务院法制办公室之邀，开会论证收容遣送制度的废存，法制办几位主要领导均到会。会议很快达成的一致意见：这项政策不再是修改的问题，而应该立即废止。

4天后，旧法废止，新政出台。“天安门事件”平反问题要从速表态

公元1978年，春潮涌动，也乍暖还寒。

“天安门事件”是当时双方争论极大的事情之一，而且尤以此事涉及的群众为多，民间反应强烈。

11月12日，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叶剑英对华国锋说：“„天安门事件‟的平反问题要从速表态，以免中央被动。”这位曾救过孙中山、得到过蒋介石赏识、在长征中通知过毛泽东离去的传奇元帅，76年又成功地领导了打倒“四人帮”的行动，当时正主持着军委工作。

11月25日，华国锋代表中央政治局在大会上宣布：为天安门事件公开彻底平反。

邓小平坚持徒步上黄山

邓小平重新主持中央工作后，1979年到南中国视察，来了黄山。

7月12日至15日，邓小平不顾随行亲人及下属劝阻，坚持徒步上山、下山，拒绝旁人扶助。一路上，兴致勃勃，把两裤脚卷到膝盖上面，不断和游客们打着招呼，还给复旦大学的三名“粉丝”女同学王晓望、陶维佳和刘晓红签了名留念。不过，毕竟已是75岁的老人，下山后，邓小平的两条腿足足肿了一个礼拜。

事后，女儿邓楠问父亲为什么非要逞这个强，邓小平只简单回答了一句：“黄山这一课，证明我完全合格。”

组织老同志出国平息对外开放争议

改革之初，由于深受“自力更生”教育的影响，很多老同志对于对外开放的必要性认识不足，议论很多，阻力很大。

某日，邓小平找来了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谷牧，说：“你来组织，让大家出去看一看。”

一场出国热兴起。

开了眼界的老同志深受刺激。而出国者讲起见闻，尚未出去的元老与高层也是一片沉默。

至此，中央高层对于对外开放再无异议。

薛暮桥批洋跃进

78年春天，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提出了“新时期”的总任务：要建设120个大项目，其中有十大钢铁基地、九大有色金属基地、十大油气田等高指标。

开完会回家，时年已74岁的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所长薛暮桥，竟捶胸顿足，放声大哭：“这是洋跃进啊，国民经济要崩溃了，国家还不思改革！”

斟酌再三，终于奋笔上书中央，直指十年规划中再次出现急躁冒进的现象，将造成国家财政困难和国民经济比例更加失调。并要求纠正建国以来20多年经济工作中的“左”倾错误，特别是要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

兰州大学破格录取秦晖

恢复高考还要早于改革开放，无数人的命运由此改变。

78年，已插队9年，只读过6年小学的秦晖投考兰州大学著名历史学家赵俪生教授的研究生。虽然成绩很好，但“先天性青光眼，右眼失明，左眼视神经萎缩，裸视力0.2，矫正视力仅0.7”，不合体检标准。赵俪生为了录取秦晖，力排巨大阻力，说：“如不招秦晖，我就一个也不招了。”还断言：“秦晖就是失明，也可以成为又一个陈寅恪！”

校方终于破例。

张瑞敏与日方合作

那年，海尔跟三菱公司合作。海尔开始是想着学习，但看过日方的方案后，张瑞敏说：你们这样管不行。日方坚持。结果日方管理三个月后，败下阵来。

日方询问张瑞敏为什么，张瑞敏说：中国人和日本人文化是不一样的。日本人让一天擦五遍桌子，不管老板在不在，都一定会认真的擦五遍。而中国人，第一天认真的擦了，第二天老板不在，就会问为什么非要擦五遍呢？四遍就可以了。第三天，就会说擦三遍也挺干净的。第四天，就觉得两遍也行。第五天，就擦一遍。到最后，就是一遍也没擦了。

是以，海尔的所有管理措施后面都跟着惩罚条款。

任正非批下属不离婚

任正非是中国最低调的企业家之一，几乎就不接受媒体的采访，也不担任社会职务，相应也不参加各类峰会。

2001年，华为将旗下的安圣电气卖给美国爱默生，换得7.5亿美元。任正非在文章中对之的解释是：准备一件过冬的棉袄。事实后来证明了他的预见性。

关于这位宣扬“狼性化生存”的企业家，不多的一个真实生活片断是，一位华为的副总因家庭原因向任正非辞职，任正非挽留，副总述说自己夫妻两地分居已经七年了，“那你可以叫你爱人来深圳工作嘛。”任正非不以为意的说。

“她来过深圳，呆了几个月，不习惯，又回北京了。”

任正非立即怒骂：“这样的老婆你还要她干什么！”

张贤亮谈自己的成功

银川的镇北堡，是一个被弃置的明清边防城堡，古朴、原始、粗犷。

1962年春，生于南京的张贤亮在一次赶集时，偶然发现了它。当时的张贤亮尚是劳改农场的犯人。

1993年初，已经成了著名作家的张贤亮，抵押全部家产买下镇北堡，创办了西部影视城，开始“出卖荒凉”。《红高粱》、《大话西游》、《新龙门客栈》等50多部影视剧在这里诞生，号称中国电影的福地。而且，日接待游客上万人次。张贤亮日进斗金。

对于自己的成功，张贤亮解释有两大理由。其一，时代给予了这个机会。其二，当面对种种麻烦及困难时，“我是坐过22年牢的人。”

索南达杰以死保护可可西里

其实，杰桑·索南达杰第一次进入可可西里时，他是想改变家乡靠天吃饭的宿命，身上带着一本书《工业矿产开发》。但很快，书就换成了《濒危物种名录》。他所倡言组建的治多县西部工委处境也由此变得很艰难。索南达杰曾说：“在中国办事不死几个人是很难引起社会重视的，如果需要死人，就让我死在最前面。”

1994年1月18日，索南达杰为保护藏羚羊在无人区与18名持枪偷猎者对峙，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可可西里-40℃的风雪将他塑成一尊冰雕，当人们在可可西里无人区找到他时，他还保持着换子弹的姿势，嫉恶如仇的眼睛在戈壁中圆睁着。

其妹夫扎巴多杰继承了他的事业，不幸98年也死于枪口之下。

索南达杰最后被火葬，在藏族这是给**的待遇。

大陆学者初访台湾

1995年，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研讨会在台湾召开，大陆派出了31名历史学家参加，规模庞大。

台湾一位年轻学者非常兴奋，在中研院楼上振臂高呼：“„共匪‟来了！”

后来，台湾的张玉法院士和大陆的杨天石研究员，都借此玩笑发表意见，说两岸的近代史研究都需要跳出“土匪史观”。国民党不是匪，共产党也不是匪。双方的初衷都是试图为这个民族寻找出路，只是各自选择的路径不同而已。曾涛与穆青做好了坐牢的准备

1976年，清明节前后，人们聚集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拥护邓小平，反对“四人帮”。中共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把这个群众运动判定为“反革命事件”。

当年11月15日，《北京日报》刊发报道，北京市委为天安门事件平反，陈云等老同志也呼吁平反，新华社社长曾涛、总编辑穆青拍板刊发此报道。曾涛说,“怎么样，穆青？下决心就这么发好不好。”穆青答：“好啊，我们大家都同意这么发。”曾涛说：“如果这篇稿子出了问题要坐牢，你可得陪我一块去。”穆青说：“行，我跟你一块去。”

11月16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都在头版头条刊出了新华社通稿《中共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11月25日，中央为“天安门事件”彻底平反。

万里不学大寨搞包产到户

1978年，万里时任安徽省委书记，他制定的省委六条以生产为宗旨，有些人说，“毛主席他老人家逝世才三年，就把社会主义江山糟蹋了”。当时副总理号召学大寨，万里说，反大寨咱们不敢，学大寨我们实在学不起，我们还按我们的六条办。不久，《人民日报》发文对包产到户提出责难，万里给各个地委打电话，气愤地说，“不要听那一套，对生产负责的是县委，对农民秋天以后生活负责的是你们县委，如果这个变了，影响了生产，农民没有饭吃，《人民日报》给不给他开饭？是跟你县委算账，还是跟《人民日报》要饭吃？”

胡耀邦多次引用民谣评价万里：“要吃米，找万里。”

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下发，正式确认包产到户是社会主义农业生产责任制的一种形式。

孙冶方的三不改

文革期间，经济学家孙冶方因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身陷囹圄达7年之久。

1975年，孙冶方出狱后，对监管人员表示：“我一不改志，二不改行，三不改观点。对我的学术观点，可以讨论，可以争论，可以批判，但我还没有认识到我错在哪里。”

1979年9月，孙冶方被发现晚期肝癌。动手术后，孙冶方休养了一个时期，又开始读书写作，参加会议，不断地发表学术见解。在一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他的讲话很尖锐，引起一些人的震惊。会后，他遇见李先念就问:“我是不是有些过了？”李先念说:“孙老你又放炮了，不是过了而是轻了，要多放几炮支持小平。”

孙冶方在遗嘱中说:“死后尸体医学解剖，不举行告别仪式，不留骨灰，不开追悼会。对我的经济学观点，开个评论批判会，正确观点，广为宣传；错误观点，加以批判，以免贻误社会。”

王洪德成中国辞职第一人

1981年，中国科学院计算所成立知青社解决员工子女就业，计算所工作人员王洪德作为顾问，第一年率领青年们赚了60万元。海淀区工商局和中科院纪检部门开始调查王洪德，事实证明他的清白。王洪德在一次会议上说，“我决定，从明天起离开计算所，最好是领导同意我被聘走。聘走不行，借走！借走不行，调走！调走不行，辞职走！辞职不行的话，那你们就开除我吧！”

1983年，辞职后的王洪德创办了京海公司，2001年，他以个人财富8亿元位居“中国富豪排行榜”第65位。

袁庚出狱后搞蛇口改革

1978年10月，文革中在秦城监狱关押五年半的袁庚出任香港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他对蛇口工业区启动全面改革，涉及到了新闻改革、废除干部终身制、民选干部等敏感领域。面对如潮的非议，袁庚说，“从历史上看，凡是搞改革的人都没有好下场。我们的改革，我想不会落得前人这样的下场，我们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不会有问题吧，我们值得冒这个险。我们把蛇口这两平方公里多一点的地方作为一个试验场所，看看什么叫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看看此路通不通，如果不通，我们在实践法庭面前只好只好承认我们没有生存的权利！”

蛇口改革一共搞了将近十年，80年代末，蛇口民主选举干部与新闻舆论改革等试验陷入停顿。

王元化保护巴金

王元化作为一个学界名人，在学术上，从不一团和气；作为一个省部级的官员，他也从不唯唯诺诺，十分另类。

1978年，王元化尚未平反，在上海大百科全书出版社谋得一个编辑职位。他就开始关注陈寅恪遗著的收集。他着手调查陈寅恪遗著散落的情况，刊登在出版社的简报上，以期引起重视；王元化还亲自致信周扬阐明这种追查的重要性。当时陈寅恪仍戴着“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

1980年，王元化上任上海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长。巴金在香港报纸发表反思“文革”的随笔。某位领导很恼火，即通过上海市委让王元化出面做工作，换掉巴金的上海作协主席职务。王元化对市委书记说，你们代表市委作决定我服从，但让我先提出报告我不干。巴金没有被撤。

赵瑜痛批体育举国体制

1988年，赵瑜的报告文学《强国梦》刊出，对中国体育体制提出了直言不讳的批评，文中对举国体制、金牌战略、军事化管理、禁药现象多有质疑。运动员出身的赵瑜被称为“体育战线上货真价实的变节者”。

体育界开始反击，有关部门认定赵瑜“否定改革”，“动机不良”，“泄露国家机密”。《中国体育报》发表《中国体育成就不容否定》等文章，认定强国梦是一株全盘否定中国体育的大毒草。赵瑜仍然坚持的观点，“体育的功能被颠覆了，还有什么积极意义？金牌的背后是什么？靠一支没有多少文化的队伍，怎么去实现体育强国之梦？高尚的体育竞赛何以变得如此低俗？绝大多数人只有“看”的机会，却无“干”的场合，金牌的意义何在？让我们承认危机吧，大国的体育有危机！”

同年，中国体育兵败汉城，体操王子李宁因失败遭到举国讨伐。

任仲夷主张自己一退到底

1985年，改革开放先驱任仲夷主动要求卸任广东省委书记。当时，中央曾希望他到北京定居，还曾考虑把他安排到中央财政领导小组工作，在中南海办公。任仲夷坚定地拒绝了。他说，我要休息了，就在广州。任仲夷主张一退到底，只保留中顾委委员一职，并提出不保留办公室，自己回家办公。他不仅退出办公室，连家里的住房也要退出一半。

晚年，每当别人来探望时，任仲夷总是打趣地说：“我1983年11月切除了胆囊，虽然没有了胆，却有点天不怕地不怕，可以说„浑身是胆‟。1993年11 月，又把胃切除了五分之四，那时我已经80岁，动这样的大手术也就„无所谓(胃)‟了，也可以说„无所畏惧(胃具)‟了。快90岁的时候，一只耳朵失聪，但我„偏听不偏信‟。后来，一只眼睛也失明了，真是„一目了然‟啊。现在，两只眼睛都看不见了，我是彻底地„目中无人‟了，哈哈哈哈……”

李昌平给总理说实话

1996年，时任湖北监利周河乡党委书记的李昌平致力于为农民减负，精简机构、治理乱收费、清退编外人员，引起全县收费执法单位集体发难。2000年2月，李昌平在县委会议上痛陈农民税费上涨，农民负担过重引发恶性循环。县委书记说，“今天的会议很不正常，这叫正气不足啊。”

四面楚歌的李昌平给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写信，倾诉农村的困境，并辞职离开家乡。

信发出不到一个月，中央调查组到监利县，朱镕基批复道：“我们往往把一些好的情况当作全面情况，误信了基层干部的报喜，忽视了问题的严重性。”时任副总理的温家宝也批示，强调要切实减轻农民负担。

桂希恩捅破河南艾滋病真相

1999年，老医生桂希恩在河南驻马店文楼村发现，当地因非法采血卖血导致艾滋病蔓延。但当地政府百般掩盖事实，并阻挠各界对艾滋病人的救助。当年10月，桂希恩给中央领导写信，“我担心我看到的只是冰山一角，一个比血吸虫病更可怕的瘟神已经来到这个地区。”中央政府派人调查，艾滋病蔓延现象为世人所知。2003年12月，国务院副总理吴仪会见防艾斗士高耀洁，吴仪说，“有人告诉我，中国艾滋病传播的主要途径是吸毒传播和性传播。”高耀洁说：“他们在骗你。”

中央政府介入治疗救助，河南艾滋病蔓延现象得到缓解。2004年2月，67岁的桂希恩获得国际艾滋病预防最高奖贝利马丁奖。当月，国务院防止艾滋病工作委员会成立，副总理吴仪挂帅。徐立凡编

敬畏现实：邓小平问优越性体现在哪

1977年，复出后的邓小平并不轻松。天降大任于斯人，而现实情况又十分糟糕。敏锐的邓小平，直接对当时语境下的“社会主义”概念提出了质疑。

在会见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主席希尔和夫人乔伊斯时，他尖锐地说：“怎样才能体现列宁讲的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什么叫优越性？不劳动、不读书叫优越性吗？人民生活水平不是改善而是后退叫优越性吗？如果这叫社会主义优越性，这样的社会主义我们也可以不要。”

1978年 9月，在东北三省视察期间，邓小平说：“外国人议论中国人究竟能够忍耐多久，我们要注意这个话。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社会主义要表现出它的优越性，哪能像现在这样，搞了20多年还这么穷，那要社会主义干什么？”

邓小平所有的质问，在1978年长达两个月零3天的国务院务虚会议上汇聚成了四个字：“改革开放”。

敬畏传统文化：邓小平为旧戏平反

外交官程瑞声第一次为毛主席做翻译时只有22岁。1978年，官至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邓小平复出后，首次出访的国家是缅甸--邓公的亦师亦友周总理曾7次访问那里。程瑞声作为邓小平的翻译自然陪同左右。

一天早晨，程瑞声在使馆陪同邓小平吃饭，在座的还有当时的副外长韩念龙。那天，通常话不多的邓小平心情很好，谈了很多。他首先谈川剧，说川剧的唱词和对白很风趣，而且川剧的剧目很多，“《聊斋》里的所有故事川剧都有。” 然后邓小平说：“不让看旧戏是讲不通的，在旧社会演那么多旧戏，还不照样革命。”

敬畏历史：陈云与潘汉年案

十一届三中全会，年过七十的陈云重归中央领导集体。然而，当时“两个凡是”尚有话语权，潘汉年案因毛泽东亲自批示过，解决难度很大。陈云与潘汉年素有交往，解放前搞地下工作时，二人即有联系。潘汉年以“小开”闻名，“老板”即是陈云雅号。解放后，潘汉年以常务副市长兼财经委主任身份主管上海经济，陈云又在中央负责财经，两人再度在同一条战线奋战，因此，陈云对于潘案格外关注。

尽管知根知底，但为了弄清潘案的来龙去脉，陈云仍然做了很多工作。1979年10月陈云因病住院动手术，手术前，陈云给时任党中央秘书长胡耀邦写了一个条子，提出重新复查潘汉年的问题。虽然是小手术，但为防万一，陈云郑重表明，他是1936年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潘汉年回国去进行国共谈判的唯一现存证人，特此说明。

一年半后，中央以确凿证明认定：潘汉年是“内奸”的结论根本不能成立。中共十二大开幕前夕，中央正式为潘汉年“平反”。

敬畏中国特色：邓小平向金庸谈社会主义

1981年7月18日，“金迷”邓小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金庸，这是他重新走上领导岗位后会见的第一位香港人士。

寒暄过后转入正题，邓小平和金庸讨论关于社会主义的问题，他抽出一根香烟递给金庸，自己又点了一根，问：“查先生，世界上有多少种社会主义？”金庸说:“我想自从法国傅立叶、圣西门，英国的欧文首先提出社会主义理论以来，世界上已有许多种社会主义。邓副主席，请你指教。”

邓小平说：“你说不上不要紧，我也说不上……我看世界上的社会主义，总有一百多种吧。”说着，又递给金庸一根香烟，然后接着说：“没有定规么，中国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分手时，邓小平将抽剩的烟都给了金庸。金庸将此作为礼物珍藏。也就在邓小平会见金庸后不久，金庸的武